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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9章 苏清浅列传——女医馆里的“生死门”(2 / 2)

“神刀沈!神刀沈!”

洪武十七年春,漠北战役中,沈炼用改良的“柳叶刀”和“止血钳”,连续做了七台手术:取出嵌在肋骨间的箭头、缝合被刀劈开的腹腔、烫灼炮石击伤的大腿动脉……七名士兵全部存活。

一名被救的百户跪在他面前,哭着说:“沈大夫,您这刀……比神佛还灵!”

从此,“神刀沈”的名号传遍军营。士兵们都说:“只要沈大夫的刀在手,阎王爷也不敢收我们的命!”

战争结束后,沈炼带着他的改良器械回到太医院。凌云让他将经验整理成《外科器械图谱》,供全国医官学习。

“师父,这些器械都是我用战场上的废料做的。”沈炼指着图谱上的“取箭钳”,“箭头是从废弃的弩机上拆的,钳柄是用断枪杆改的……”

凌云拍了拍他的肩膀:“医道无贵贱,能救命的,便是好器械。你记住,改良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让更多医者有能力救人。”

沈炼点了点头,开始编写图谱。他将每件器械的尺寸、材质、用法写得清清楚楚,还配了插图——这些都是他在战场上用炭笔画下的草图。

洪武十八年,《外科器械图谱》刊印,太医院立即组织医官学习。那些曾因器械落后而束手无策的医官,如今也能熟练使用“神刀沈”的器械,救治伤员。

洪武二十三年,沈炼五十岁。他的头发花白,背有些驼,但握刀的手依然稳健。

一日,一个年轻的医官拿着图谱来请教:“沈前辈,这‘止血钳’的细齿总卡不住血管,怎么办?”

沈炼接过钳子,用锉刀在细齿上加了几道凹槽:“你看,这样就能增加摩擦力了。战场上没有完美的器械,只有不断改进的手艺。”

年轻医官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沈炼望着他,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执着、坚韧,对医术充满敬畏。

窗外,太医院的药圃里,凌云亲手栽下的柳树随风摇曳。沈炼知道,他的“神刀”之路,永远不会有终点——因为医道如刀,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用仁心去打磨,用生命去守护。

洪武十九年的蒙古草原,风吹草低,牛羊成群。巴图骑着一匹枣红马,背着药箱,在部落间穿梭。他的药箱里,既有给人用的“真武汤”方剂,也有给马用的“接骨膏”药膏——他是草原上唯一的“人畜医圣”,能用一套医术,同时救治人和牲畜。

巴图的祖父,曾是元朝太医院的“兽医科使”,专为皇家牧场医治战马。洪武元年,元朝灭亡,祖父带着家族流落到蒙古草原,靠给牧民治马病为生。

巴图自幼跟着祖父学医,熟知“马疝痛”“羊痘”“牛瘟”等牲畜疾病的治法。他以为自己会像祖父一样,一辈子做个“马医”,直到遇见凌云。

洪武十二年,凌云率弟子赴草原推广“牛痘接种术”。巴图作为“翻译”(他通晓汉蒙双语),负责接待凌云。两人聊起医术,巴图说:“我们蒙古人治马,讲究‘望、闻、问、切’——望毛色、闻口气、问放牧地、切脉搏。其实和人医差不多。”

凌云眼睛一亮:“你说得对!病虽异,理相通。你既有兽医经验,又有汉医基础,何不试试‘人畜同治’?”

这句话,打开了巴图的新世界。

洪武十五年,草原爆发“羊痘”。

起初,只有少数羊群感染,牧民们以为是小病,没放在心上。但很快,牧民中也出现了症状:发热、出疹、淋巴结肿大,与羊痘的症状一模一样。

“这是‘人畜共患病’!”巴图想起凌云的话,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查阅祖父留下的《蒙古兽医秘录》,发现“羊痘病毒可跨物种感染”的记载,但书中没有治疗方法。

“怎么办?”部落首领急得团团转,“再这么下去,人和羊都要死光了!”

巴图决定冒险一试。他用治疗羊痘的“清热解毒汤”(由金银花、连翘、蒲公英组成),减去剂量,给一名轻症患者服用。三天后,患者疹子消退,体温恢复正常。

“有效!”巴图大喜过望,立刻将药方推广到其他患者。同时,他指导牧民隔离病羊、焚烧污染物、用艾草熏牧场。一个月后,疫情终于得到控制。

这次经历,让巴图发现了“人畜共患病”的规律:牲畜的疾病,往往是人类疾病的“预警器”。比如“马鼻疽”会引发人类肺炎,“牛结核”会导致人类肺结核,“羊布鲁氏菌病”会引起人类关节疼痛。

为了验证自己的发现,巴图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田野调查”。

他走遍蒙古三十六个部落,记录人畜共患病的案例:

- 科尔沁部落的“马流感”引发人类“流感样症状”;

- 察哈尔部落的“骆驼瘟”导致人类“出血热”;

- 鄂尔多斯部落的“狗绦虫”感染人类肠道……

他将病例整理成册,配上插图(用炭笔画的人畜解剖图),命名为《禽兽病源考》。书中提出“人畜疾病同源论”,主张“治人先治畜,治畜即治人”。

然而,这本书刚写成,便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巴图,你身为蒙古人,却用汉医理论解释兽医现象,这是对祖先的背叛!”一位部落长老指责他。

“人畜怎能同治?你这是‘以夷变夏’!”一位儒医写匿名信威胁他。

巴图不为所动。他将书稿送给凌云,凌云看后,提笔批注:“跨界非叛道,实证是真知。巴图此书,当为医道开新篇!”

在凌云的支持下,《禽兽病源考》被太医院收录,列为“防疫科参考书”。那些曾反对巴图的儒医,也开始研究书中的“人畜共患病”理论。

洪武二十年,巴图的“人畜医馆”在和林(蒙古都城)开业。

医馆分“人医区”和“兽医区”,巴图既给人看病,也给牲畜治病。他的名声传遍草原,牧民们说:“巴图大夫的刀,既能救人的命,也能救马的命。”

一日,一个牧民牵着一匹瘸腿的马来看病。巴图检查后发现,马腿骨折,需“夹板固定”。他从药箱里取出两块木板,用羊皮绳捆扎固定,又敷上“接骨膏”。

“这马多久能好?”牧民问。

“一个月。”巴图说,“期间别让它跑,每天换药。”

牧民半信半疑地走了。一个月后,他牵着马回来,马腿已能正常行走。牧民跪在地上,哭着说:“巴图大夫,您救了我的马,就是救了我们全家!”

巴图扶起牧民,指着远处的羊群:“你看那些羊,它们吃草、产奶、繁衍后代,供养着牧民。人和动物,本就是一家人。医道无界,仁心亦无界。”

洪武二十五年,巴图四十八岁。他的脸上刻着草原的风霜,眼中却闪烁着对生命的热爱。

他依然每天骑着枣红马,在部落间行医。他的药箱里,除了《禽兽病源考》,还有凌云写给他的信:“医道如草原,包容万物,方能生生不息。望你坚守初心,为人畜共筑健康之堤。”

夕阳下,巴图的身影与草原融为一色。他知道,他的“人畜医圣”之路,永远不会结束——因为草原上的每一个生命,都需要他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