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厂衙门深处，戌时的烛火将房间照得通明。
方正化坐在巨大的紫檀木公案后，这位内厂总督今日未穿官服，只着一身青色常服，面白无须的脸上看似平静，但那双细长的眼睛里寒光闪烁，令人不敢直视。案上摊着十几本账册，还有几封烧残的信件，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墨迹的味道。
“王御史，坐。”方正化指着对面的椅子，声音平静，“咱家长话短说——真账册两个时辰前从沁芳园湖心亭暗格里起出，数目比你我想象的还要惊人。”
王守仁在椅上坐下，随手翻开最上面一本账册。纸张是上好的宣纸，墨迹工整，记账人显然受过严格训练。天启十三年，湖广水利工程“孝敬”五十万两；十四年，江西景德镇御窑厂“贡瓷损耗”虚报三十万两，其中二十万送入京城；十五年，浙江杭州织造局“织机维修”虚报五十万两，三十万入了沁芳园的账……
他继续翻看，越看心越沉。福建的茶叶、广东的香料、四川的井盐、山东的海产……几乎大明所有富庶省份的特产贸易，都有“张三老爷”的影子。更可怕的是，这些款项的流向图显示，张国祚只是中间一环——他收到的钱，有三成又流向了其他方向，其中几个箭头，赫然指向六部高官、内廷太监、甚至……几个藩王府邸的管事。
“但这些账册，”方正化用指尖敲了敲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经手人都是张必容。所有的银钱交割，往来书信，收据存根，都是这管家出面。从证据链上看，张国祚完全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他只需咬定自己被管家蒙蔽，最多落个失察之罪，罚俸降爵了事。”
“方督公相信这套说辞？”王守仁抬头问道。
方正化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咱家不信，但证据如此。而且咱家详细查过，张国纪这一年确实三百天在外奔波。陛下推行新政，皇家商会事务繁杂，江南织造革新要推广新式纺车，福建船厂要试造三千料大船，山西煤矿要整顿安全规程……桩桩件件，都是张国纪在督办。陛下多次在朝会上夸他‘实心任事，公忠体国’。”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至于张国祚……陛下其实早就知道沁芳园。去年重阳，陛下与皇后登万岁山赏秋，望见城西那片新建的园林，曾随口问过张国纪。张国纪当时回奏，说是弟弟做生意赚了些钱，修个园子养老，陛下也就没再过问。”
王守仁沉默。这正是此案最棘手之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管家，主子可以推得干净。而张国纪更是完全置身事外，甚至有着“劳苦功高”的光环。若强行追究，不但证据不足，还会触动皇后、太子一脉，甚至让那些依靠皇家商会吃饭的官员商贾人人自危。
“陛下是什么意思？”王守仁问道。
方正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皇宫方向那片灯火通明的殿宇：“陛下很生气。但不是气国舅贪腐——这种事陛下见得多了。陛下气的是，张国祚胆子太大，手伸得太长。六省十三府，一千八百万两，这还不算沁芳园那五百万。更气的是……”
他转身，眼中寒光一闪：“他竟敢派人截杀钦差。王御史，你们这一路上的伤亡，陛下已经知道了。龙鳞卫战死六人，内厂番役折了三名，伤者十七。陛下说，这不是贪腐，这是谋逆。”
王守仁心头一震。谋逆和贪腐，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罪名，处罚也天差地别。
“所以陛下要的，不是扳倒卫国公。”方正化走回案前，双手撑在桌沿，“张国纪是皇后的父亲，太子的外公，这些年为皇家商会立下汗马功劳。陛下要的，是借张国祚的人头，做三件事。”
他竖起三根手指：“第一，震慑所有皇亲国戚、勋贵子弟——告诉他们，朕的刀，敢砍任何人的头；第二，安抚天下百姓——告诉他们，朕的眼睛看得见民间疾苦；第三，敲山震虎——张国祚这条线上，还挂着多少蚂蚱？朕要看看，砍了这颗头，会有多少蚂蚱跳出来。”
王守仁闭上眼。他想起江夏堤坝垮塌后，那些泡得发胀的尸体；想起李实说起八岁表侄女被淹死时通红的眼眶；想起李纯递出密信时颤抖的手；想起路上死去的那些龙鳞卫士兵——有个才十九岁，家里刚给说了亲事……
如果因为“证据不足”，让张国祚逍遥法外……
“张必容必须开口。”方正化看穿了他的心思，“只要他咬死张国祚知情、指使、甚至亲自参与，这案子就是铁案。王御史，咱家知道这有违你本心。但有时候，真相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罪人得到惩罚，公道得以彰显，后来者知道畏惧。”
房间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只有烛火噼啪作响。
许久，王守仁缓缓睁眼，眼中已是一片清明：“下官……明白了。”
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是为了迎合上意，而是为了江夏那十七条人命，为了这一路上死去的将士，为了那些还在泥泞中挣扎的百姓。
有些公道，必须用血来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