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法庭内外的硝烟
推迟了一周的庭审前会议，终于还是到来了。
这天早晨，天空阴沉得厉害，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城市，仿佛随时会塌下来。空气闷热潮湿，让人喘不过气。
我换上了一身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西装套裙，头发一丝不苟地挽起，化了淡妆以掩盖连日熬夜的憔悴。镜子里的自己，眼神里有疲惫，但更多的是破釜沉舟的冷硬。唐雅陪在我身边，她今天也是全副武装的职业装扮，手里提着沉重的公文包，里面是我们和陈律师准备了无数个日夜的证据材料、法律文书。
母亲的身体比前几天更虚弱了，早上甚至没力气坐起来。小姨和张阿姨留在医院照看她。我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说：“妈，我去法院了。您好好的，等我回来。”
母亲费力地睁开眼，眼神有些涣散，但努力聚焦在我脸上。她的手指动了动，我连忙握住。她用极其微弱的气声说：“清清……别怕……该说什么……说什么。”
“嗯，我不怕。”我用力点头，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然后直起身，深吸一口气，对唐雅说：“我们走。”
法院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记者。长枪短炮在我们下车的一瞬间就围了上来，问题像雨点般砸来：
“沈清女士，对今天的会议有信心吗？”
“林婉儿女士和婴儿仍然病危，这会影响到你的诉讼策略吗？”
“你父亲今天会到场吗？你们会当面沟通吗？”
“有传闻说你们掌握了你父亲经济问题的新证据，是否属实？”
唐雅和陈律师安排的助理迅速上前，隔开人群。我目视前方，面色平静，对所有问题不予回应，只是在唐雅的护送下，快步走进庄严肃穆的法院大楼。闪光灯在身后连成一片，像无声的战场信号。
民事审判区第三调解室。房间不大，中间一张长桌，两边摆放着椅子，气氛凝重。我们这边，我、唐雅、陈律师依次坐下。对面，沈国栋已经到了，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身边没有律师——这有些出乎意料。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更加苍老和疲惫，眼窝深陷，胡子拉碴，昂贵的西装也掩盖不住浑身的颓丧。他看到我进来，目光复杂地闪动了一下，有怨恨，有审视，似乎还有一丝极难察觉的……乞求？
主持今天会议的是本案的承办法官，一位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女法官，姓郑。书记员坐在一旁准备记录。
“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都到齐了。”郑法官翻开卷宗，声音平直，不带什么感情，“今天召开庭前会议，主要目的是明确诉讼请求，交换证据，梳理争议焦点，并尝试进行调解。根据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应当如实陈述，积极配合法庭查明事实。现在开始。”
流程按部就班地进行。陈律师代表我方，清晰陈述了诉讼请求：1. 判决准予原告周蕙与被告沈国栋离婚；2. 判令被告因重婚重大过错，向原告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XX万元；3. 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认定被告转移至‘婉约投资’及林婉儿名下的财产无效，予以追回或折价补偿；4. 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后续全部医疗费用及生活扶养费；5.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接着，陈律师开始出示证据。一份份，一摞摞，有条不紊：结婚证、母亲的重症病历及时间线、婚礼现场视频和照片、报警回执、法院刑事自诉立案通知书、财产保全裁定书、‘婉约投资’的工商信息及可疑转账记录、沈国栋与林婉儿的亲密照片及社交动态截图、昨晚林国华骚扰病房的报警记录和医院证明……最后，陈律师停顿了一下，拿出一个密封的档案袋。
“审判员，这里还有一份音频证据，是沈国栋先生在与林婉儿女士的私下谈话中，亲口承认筹划婚礼、安排意定监护和遗嘱以转移财产，并商讨应对舆论策略的录音。鉴于内容涉及隐私且可能对对方造成较大冲击，我们申请在不公开调解环节播放，或由法庭核实后作为证据采纳。”
沈国栋的身体猛地一震，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律师手中的档案袋，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显然，他没想到我手里还有这样的“杀手锏”。
郑法官看了一眼沈国栋的反应，不动声色：“证据形式符合法律规定，记录在案。是否播放，待质证环节由法庭决定。被告方，请发表意见并出示证据。”
沈国栋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颓然地靠在椅背上。他没有请律师，此刻只能自己开口，声音干涩沙哑：“我……我承认，我和周蕙感情破裂是事实。但重婚……我不是故意的。我和林婉儿在一起，是在和周蕙长期分居之后，我以为……我以为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婚礼，是一时冲动，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
“感情破裂的依据？长期分居的证据？”郑法官追问。
“我们……早就分开住了。她身体不好，喜欢清静，我工作忙，应酬多……”沈国栋眼神飘忽。
“分开住？是指在我母亲确诊卵巢癌晚期、住院治疗期间，您以‘工作忙’为借口，减少探望次数，并在此期间与林婉儿女士同居、致其怀孕的行为吗？”我忍不住开口，声音冷冽，“我这里有我母亲住院期间所有的探视记录和护工证言，可以证明您所谓的‘长期分居’，恰恰发生在我母亲最需要丈夫陪伴和照顾的时候！这不是感情破裂，这是遗弃！”
沈国栋被我噎住，脸涨得通红。
“被告，请围绕证据和焦点发表意见。”郑法官看了我一眼，示意我控制情绪，然后转向沈国栋，“你方提出的反诉请求，要求重新分割财产，并主张原告名下部分资产归你所有，依据是什么？”
沈国栋似乎找回了一点思绪，他从随身的包里拿出几份文件：“这些……是周蕙以前签署的一些文件，关于一些家庭投资和资产代持的协议。还有，她名下的那套市中心公寓，购买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我的公司分红，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要求分割。另外，她这些年没有工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我，在财产分割上应该考虑贡献度。”
陈律师立刻接过话头：“审判员，对方所谓‘代持协议’的真实性、签署背景及是否反映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我方均不予认可，申请进行笔迹鉴定和签署情境调查。关于市中心公寓，购房合同、付款凭证清晰显示，该房产由原告母亲（即周蕙女士已故母亲）出资大部分，属于原告婚前个人财产与婚后少量夫妻共同财产混合，我方将提供详细资金来源证明。至于贡献度，我方认为，原告三十年来操持家务、抚养女儿、协助被告事业起步（有早期合作伙伴可作证），其贡献无法用金钱衡量。相反，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特别是在原告重病期间，恶意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少分或不分财产！”
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沈国栋虽然准备不足，逻辑也时常混乱，但在涉及财产分割的具体问题上，却异常顽固和计较，反复强调自己的“付出”和“贡献”，对过错避而不谈，对林婉儿和早产儿的情况则不时提及，试图博取同情。
郑法官一直冷静地听着，不时记录，偶尔发问，将争议焦点逐渐明晰：1. 感情破裂是否成立以及时间点；2. 重婚事实认定及过错程度；3. 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4. 是否存在恶意转移财产行为及法律后果；5. 离婚损害赔偿数额；6. 原告医疗及扶养费用承担。
会议进入调解环节。郑法官例行公事地询问双方调解意愿。
沈国栋立刻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急切：“我愿意调解！我承认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愿意补偿！只要……只要周蕙和沈清能出具谅解书，在重婚的事情上……网开一面。财产分割，我们可以谈，阿蕙的医药费，我保证负责到底！现在婉儿和孩子还在医院生死未卜，我真的……真的没有精力再打官司了，求求你们，高抬贵手……”他的声音带上了哽咽，听起来情真意切，像一个被家庭悲剧压垮的可怜男人。
我没有说话，看向陈律师。
陈律师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但坚定：“审判员，我方当事人周蕙女士深受重婚行为伤害，且目前生命垂危，其合法权益必须得到法律充分保障。被告的所谓补偿，建立在要求我方放弃刑事追诉权利的基础上，这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违公平正义。我方不同意以此为前提的任何调解。我们坚持通过法庭审理，由法律作出公正裁决。”
郑法官看了看我们双方，最后将目光落在我身上：“沈清，作为你母亲的代理人，你的态度很坚决。但本庭也希望你们考虑到，诉讼过程漫长，而你母亲的病情……是否能够等待？以及，被告目前家庭确实遭遇重大变故，是否能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同时，也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
法官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明确：你母亲的病情可能等不起漫长的诉讼；对方家里有危重病人，舆论和情理上，你们逼得太紧可能并不讨好。
我挺直脊背，迎着郑法官的目光，清晰地说：“审判员，我理解法庭的考量。但我母亲需要的，不仅仅是医药费，更是公道和尊严。她为这个家付出一切，却在生命最后时刻遭受如此背叛和算计，如果法律不能给她一个明确的说法，那将是她最大的遗憾。至于时间，我们相信法庭会高效审理。对方家庭的变故令人同情，但这不是其违法行为免责的理由。是非曲直，法律自有公断。我们愿意等待，也愿意接受法律的一切裁决。”
我的话说完，调解室里一片寂静。沈国栋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的那点乞求彻底消失了，只剩下冰冷的恨意和绝望。他知道，我已经彻底堵死了“私下和解”这条路。
郑法官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双方意见本庭已明确。鉴于本案争议较大，且涉及刑事自诉交叉，调解失败。本庭将尽快排期开庭审理。庭前会议到此结束。双方核对笔录无误后签字。”
走出调解室，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雨水敲打着法院高大的玻璃窗，发出沉闷的声响。
沈国栋快走几步，在走廊拐角处拦住了我。他脸上再无半分法庭上的可怜相，只剩下狰狞。
“沈清，你非要逼死我是吗？”他压低了声音，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好！很好！你不让我好过，我也绝不会让你和你妈好过！你以为你赢了？开庭？判我重婚？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林婉儿和孩子要是有事，我这辈子跟你没完！还有，你以为你手里那点东西就能置我于死地？做梦！咱们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