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门外的声音
门铃声在死寂的安全屋里炸响，如同惊雷，将我们三人最后一点强撑的镇定彻底击碎。
小姨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被死死捂住的惊叫，整个人缩进了沙发角落，瑟瑟发抖。唐雅反应极快，一把将我拉到她身后，另一只手已经摸向了藏在腰间的一支微型防身电击器，眼神锐利如鹰隼，死死盯着那扇门。
我心脏狂跳，撞得肋骨生疼，耳朵里嗡嗡作响，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脑海里只剩下那条残忍的短信和眼前这扇即将被敲响（或者被暴力破开）的门。
是谁？
沉重的脚步声还停留在门外，没有离开，也没有再次按铃。那种沉默的、充满压迫感的停留，比持续的铃声更让人毛骨悚然。
时间仿佛被拉长、凝固。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
唐雅对我做了个“噤声、别动”的手势，然后极其缓慢、悄无声息地挪到门边，眼睛凑近猫眼。
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紧绷的后背和微微颤抖的肩膀。她在看什么？门外是面目狰狞的凶徒，还是……
几秒钟后，唐雅的肩膀似乎松弛了一点点，但警惕并未完全消失。她回过头，用口型对我无声地说：“一个……男人。戴着帽子，看不清脸。手里……好像没拿东西。”
没拿东西？不意味着没有危险。
“谁？”唐雅终于开口，声音刻意压得很低，带着冷硬的质问。
门外沉默了一下，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疲惫，但异常清晰的男声，透过厚重的门板，带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
“唐律师，沈小姐，请开门。我没有恶意。我是董建国。”
董建国？！
这个名字像一道真正的闪电，劈开了我脑海中恐惧的迷雾，带来了另一种更深层、更复杂的惊骇！
那个“老农机厂”地块的“董主任”？沈国栋当年行贿的对象？那个被匿名举报材料卷入、让我们如临大敌的退休官员？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他想干什么？为沈国栋出头？还是……灭口？
唐雅显然也震惊了，她回头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询问。我强迫自己混乱的思绪飞速运转。董建国亲自上门，而且直接表明身份……这太不符合常理。如果他真想对我们不利，绝不会如此“礼貌”。难道……他和沈国栋不是一伙的？或者，因为举报材料的事，他也有自己的算盘？
“董……先生，”唐雅谨慎地回应，“请问您有什么事？我们似乎并不认识。”
门外的董建国叹了口气，那叹息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一种大势已去的苍凉：“我知道你们不认识我。但我认识沈国栋，也大概知道你们正在经历什么。我来，不是来找麻烦的，恰恰相反，我是来……给你们送一样东西，或者说，给你们一个选择。关于沈国栋，也关于……我自己的。”
他的语气听起来，不像威胁，更像一种无奈的摊牌，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
“东西？选择？”唐雅追问，“董先生，有什么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律师陈峻先生转达。您这样直接上门，恐怕不太合适。”
“陈律师那边，我自然会联系。但有些话，有些东西，我觉得亲自交到当事人手里，更有诚意，也更能说明问题。”董建国的声音顿了顿，“我知道你们在害怕什么。沈国栋是不是威胁你们了？那个疯子……他儿子没了，自己也要完了，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竟然知道沈国栋威胁我们？还称其为“疯子”？
我和唐雅交换了一个眼神。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董先生，我们怎么相信您？”我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
门外的董建国似乎苦笑了一声：“沈小姐，如果我想对你们不利，就不会一个人来，也不会在门外等。我退休多年，是个快入土的老头子了，唯一的儿子在国外，老伴前年也走了。我没什么好怕的，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除了……一点晚节。”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异常沉重：“沈国栋那个王八蛋，当年拉我下水，我鬼迷心窍，犯了大错。这些年，我没睡过一天安稳觉。现在报应来了，匿名信，纪委关注……我知道，我躲不过去了。沈国栋想拉我一起死，还想拉你们陪葬。我不能让他得逞。”
“所以，”他的声音清晰起来，“我手里有东西，能彻底钉死沈国栋，让他再也翻不了身，也没机会再伤害你们。我可以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通过你们的律师，转交给该交的地方。条件只有一个。”
“什么条件？”唐雅问。
“在我主动去纪委说明情况、接受处理之前，你们拿到的东西，不能直接用于公开举报或提供给媒体。我需要一点时间，处理一些私事，也给组织上一个主动交代的态度。”董建国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那是恐惧，也是决绝，“我保证，我会去，会承担我该承担的一切。但我希望……是以一种相对……相对体面的方式。而不是被沈国栋那个疯子拖着，一起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他在寻求“交易”？用能彻底打倒沈国栋的证据，换取一个“主动投案”、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同时，也剪除沈国栋这个已经失控、可能拖着他一起下地狱的祸害？
这个逻辑，听起来……竟然有几分合理。一个深陷泥潭、晚年惶恐、试图在彻底崩塌前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哪怕是向法律自首）的老人形象，隐约浮现。
但这会不会是另一个更精妙的陷阱？骗取我们的信任，拿到我们可能掌握的证据，或者将我们引入更危险的境地？
“董先生，空口无凭。”唐雅没有放松警惕，“你说有东西，是什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会履行承诺？”
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似乎董建国在掏什么东西。然后，一个薄薄的、用牛皮纸包着的方形物体，从门底下的缝隙里，被缓缓推了进来。
“这是一个硬盘的复印件，里面是所有我能找到的，当年沈国栋为了拿下地块、摆平事情，向我以及其他一些人行贿、输送利益的原始记录、银行流水、还有他亲笔签的一些‘协议’和‘承诺书’的扫描件。比你们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更全，更直接。”董建国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你们可以现在就看，验证真伪。我的诚意，就在这里。”
唐雅用脚尖小心翼翼地将那个牛皮纸包勾过来，捡起，没有立刻打开，而是看向我。
决定权，又一次落到了我手里。
是相信这个突然出现的、身份敏感的老人的“诚意”，接受这份可能扭转乾坤但也可能带来新风险的“礼物”？还是坚持不开门，等待陈律师到来，将一切交给法律程序？
我想起母亲在ICU里微弱的呼吸，想起沈国栋那条“录下来放给她听”的恐怖短信，想起我们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的狼狈。
董建国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也可能是一个转机。
“唐唐，”我低声说，“打电话给陈律师，把情况告诉他，开免提。”
唐雅立刻照做。电话很快接通，陈律师听到“董建国在门外”，显然也大吃一惊。我们快速说明了情况，包括董建国的说辞和门缝下塞进来的东西。
陈律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快速分析：“东西可以先谨慎查看。如果确如他所言，是直接证据，价值巨大。但他的动机和承诺，必须存疑。他主动上门，说明举报材料已经让他感到极大压力，他可能想‘弃车保帅’，牺牲沈国栋保全自己最后的颜面，甚至争取主动。这符合逻辑。但也不排除他与沈国栋合谋设局的可能性，虽然目前看风险高、收益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