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平静水面下的暗礁
距离那场几乎耗尽所有人生命的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一年。
时间是最高明的医生，也是最温柔的砂纸。它不能治愈所有伤口，但至少能让最狰狞的疤变得不那么刺眼，让澎湃的情绪沉淀为水下暗涌。
母亲周蕙在病情奇迹般稳定后，转入了城郊一家以康复和安宁疗护闻名的私立医院。这里环境清幽，像一座巨大的疗养花园，有专业的医护团队、营养师、心理疏导师，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临终关怀教堂。费用不菲，但得益于从沈国栋那里分割得来的财产，以及后续一些投资理财的收益，足以支撑。
母亲依然很瘦，需要轮椅，说话很慢，力气也小。但她的眼睛重新有了神采，那是一种历经浩劫后幸存下来的、异常清澈平静的光芒。她会每天在护工的陪伴下，在花园里晒一会儿太阳，看看花，听听鸟叫。她会用颤抖的手，试着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比如拼布，或者用我买的平板电脑，极其缓慢地翻看老照片。她不再提起沈国栋，偶尔电视新闻里出现类似“企业家涉罪受审”的字眼，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仿佛那是一个与她无关的陌生人。
仇恨的烈火燃尽后，剩下的灰烬里，或许还有隐痛，但更多的是一种彻底的放下和解脱。对她而言，活着，能呼吸，能看见女儿，能感受阳光和微风，已经是命运最大的馈赠。
而我，沈清。
我卖掉了分割到手、但充满不堪回忆的别墅和部分股权，只留下了那套母亲婚前购置的市中心小公寓。我用一部分钱，在一个新兴的创意园区里，租下了一个不大的 loft 空间，注册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名字就叫“清源”。取“正本清源”之意，也带着一点与过去切割、重新开始的期盼。
工作室的业务方向，是我擅长的品牌咨询和危机公关。得益于之前在职场积累的专业口碑，以及唐雅、陈律师等人脉的引荐（他们坚持认为我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场极其成功的“个人品牌危机应对案例”，虽然代价惨重），工作室渐渐有了起色。接的项目不大，但客户都很优质，工作环境自由，压力可控。我开始学习泡茶、养绿植，偶尔在加班后的深夜，独自站在 loft 的大玻璃窗前，看着园区里星星点点的灯光和远处城市的轮廓，感受着一种久违的、属于自我的平静。
唐雅依旧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的许多法律和财务问题依然委托她的律所处理。陈律师成了我工作室的常年顾问，偶尔会过来喝杯茶，聊聊行业动态，绝口不提旧事。小姨在母亲病情稳定后回了老家，但每月都会来住几天，带来家乡的土产和絮絮的关心。
生活似乎真的走上了新的轨道，平静，忙碌，甚至有了一丝向上的生机。那些惊心动魄的对抗、疯狂的威胁、ICU 外焦灼的等待、法庭上冰冷的交锋，都像是上辈子的一场噩梦，被妥帖地封存在记忆的角落里，轻易不去触碰。
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带着伤痕，但总算活下来的、不算太坏的结局。
直到那个包裹的出现。
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下午，天气晴好。我刚和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开完线上策划会，心情不错。前台兼职的小姑娘捧着一个国际快递的硬纸盒走了进来。
“清姐，有你的国际包裹，从加拿大寄来的。没有寄件人信息。”
加拿大？我愣了一下。我在加拿大没有任何亲友，业务上也从未有过往来。
纸盒不大，但拿在手里有些分量。包裹得非常严实，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我用裁纸刀小心地划开。
里面是厚厚的缓冲气泡膜，包裹着一个坚硬的物体。剥开气泡膜，露出一个深蓝色的、没有任何标识的硬质文件夹。
打开文件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泛黄、甚至有些脆裂的旧报纸复印件。日期是 1991 年 7 月 24 日，一份我从未听说过的、某北方工业城市的《北江工人报》。
头版头条，用粗黑的字体印着：“我市红星机械厂发生严重生产事故，致三死五伤，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我的心猛地一跳。红星机械厂？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我快速浏览报道内容。文章简述了事故经过，是车间吊装设备老化断裂导致，提到了厂领导高度重视、全力抢救、妥善处理善后等等套话。在文章末尾，列出了伤亡人员名单。
三个死亡工人的名字里，有一个被用红色的、有些刺目的圆珠笔，重重地圈了出来。
“周文华，男，28岁，红星机械厂第三车间技术员。”
周文华。
这个名字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我的眼睛，扎进我的大脑。
周……文华？
和我母亲周蕙同姓。二十八岁，1991年……时间也对得上。机械厂……技术员……
一种莫名的、强烈的直觉，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迅速翻过这张报纸复印件。
清是几个年轻男女的合影，背景像是一个老式工厂的大门，上面有模糊的“红星机械厂”字样。照片中的人穿着八九十年代常见的工装或的确良衬衫，笑容质朴。我的目光立刻被其中一个人吸引——那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站在后排，相貌清秀，眼神明亮，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照片旁边，有人用同样的红笔，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他，旁边写着两个字：“周文华。”
尽管照片模糊，尽管年代久远，但那张脸的轮廓，那眉宇间的神态……我死死地盯着，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一个荒谬绝伦、却又让我浑身冰凉的念头，不受控制地窜了出来。
太像了。
不是像沈国栋。而是……像我自己。
尤其是眉眼和嘴唇的弧度，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我猛地站起来，冲到 loft 里间的休息室，那里有一面穿衣镜。我对着镜子，仔细看自己的脸，又低头看手中照片复印件上那个年轻男人的脸。
寒意，如同冰冷的蛇，顺着脊椎一寸寸爬上来。
文件夹里还有最后一样东西：一张普通的白色便签纸，上面是打印的宋体字，没有任何称呼和落款：
“你以为你看到的，就是全部真相吗？关于你母亲的过去，关于沈国栋的发家，关于……你自己。”
便签纸的背面，用笔写着一个电子邮箱地址，看起来是临时注册的匿名邮箱。
我拿着这些东西，跌坐回办公椅上，四肢冰冷，大脑一片空白。
加拿大寄来的？是谁？那个一直隐藏在幕后的神秘人？他（她）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周文华是谁？他和我母亲有什么关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他像……我？
“关于你母亲的过去，关于沈国栋的发家，关于……你自己。”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海里盘旋。母亲的过去，除了隐忍、牺牲、被背叛，还有什么？沈国栋的发家，除了“老农机厂”地块的肮脏交易，难道还和更早的、更隐秘的事情有关？我自己……我不是沈国栋的女儿吗？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明明……
混乱。巨大的混乱和更深的恐惧，取代了刚刚获得不久的平静。
我以为战争结束了，原来只是换了一个战场，从看得见的法律、舆论、人身威胁，转入了更幽深、更难以捉摸的、关于血缘和出身的历史迷雾之中。
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直到暮色透过玻璃窗染红了工作室的地板。手机响了，是康复医院护工打来的，提醒我今天是周三，我通常下班后会去陪母亲吃晚饭。
我看着桌上那堆令人不安的复印件，深吸一口气，将它们重新塞回文件夹，锁进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我需要时间去消化，去思考，去调查。在弄清楚之前，不能让母亲知道，不能让她刚稳定下来的心境再起波澜。
我收拾好东西，驱车前往康复医院。
母亲今天精神似乎不错，晚餐吃了几口清淡的粥和蔬菜。护工推着她，我们在暮色中的花园小径上慢慢散步。初夏的风带着花草的香气，远处有住院的老人在拉二胡，咿咿呀呀的调子，透着一种沧桑的平静。
“清清，”母亲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但在这静谧的黄昏里格外清晰，“最近……工作累不累？”
“不累，妈，挺好的。接了几个有意思的小项目。”我推着轮椅，尽量让语气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