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周五，清晨八点十五分。
东海市东郊，原东海钢铁厂旧址。
夏季的晨光洒在这片曾经烟囱林立、机器轰鸣的土地上，如今却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宁静。曾经的炼钢车间被改造成了挑高十二米的开放式空间，锈迹斑斑的钢结构被重新涂刷成深灰色，与崭新的玻璃幕墙形成反差。高耸的冷却塔还在，但内部已经改造成了沉浸式剧场。那条运送铁水的铁轨被保留下来，上面铺着木板，成了贯穿园区的步行道。
空气中已经没有刺鼻的焦炭味，取而代之的是咖啡香和青草气——园区入口处开了三家咖啡馆，中央广场的草坪刚刚修剪过。
林峰的车队在八点二十分抵达。他没有直接去园区管委会，而是让车停在路边，自己步行走进这片重生的土地。
今天是“钢铁记忆·科创未来”园区开放日，也是东海传统产业工人转型安置成果的集中展示。四年前，这里还是东海最大的国企之一，有八千多名在职职工。随着国家去产能和环保要求，钢厂必须关停。当时摆在林峰面前的是一道难题：八千个家庭何去何从？
“省长，张建国师傅在那边等您。”杨学民指着前方。
林峰顺着方向看去，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头发花白的男人正站在一座保留的高炉前，给一群年轻人讲解着什么。他身形微驼，但站姿笔挺，说话时手在空中比划，像是在演示什么操作。
走近了，能听到他的声音，洪亮中带着老工人特有的沙哑：“……这台高炉，是1978年建的，当年可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我二十岁进厂，就在这炉前当学徒。看见这个出铁口没有？每天要出三百吨铁水，温度一千五百度，离着五米都能烤掉一层皮。”
年轻人里有男有女，大多二十出头，穿着印有科创公司logo的文化衫。他们仰头看着那座三十米高的钢铁巨物，眼神里既有好奇，也有敬畏。
“张师傅，这么高温，你们怎么操作啊？”一个戴眼镜的女生问。
张建国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靠手艺，也靠胆量。炉前工要会看火候，会判断铁水温度，会把握出铁时机。早了不行，铁水杂质多；晚了不行，炉子容易结瘤。那时候可没现在这些传感器，全凭眼睛和经验。”
他抬起右手，手掌上有几道明显的疤痕：“这都是烫的。刚开始学，被铁花溅到，皮肉‘刺啦’一声就焦了。但我师傅说，没留过疤的炉前工，不算真炉前工。”
林峰停在人群外围，静静听着。他能从张建国的语气里听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对往昔的自豪，也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讲解持续了十几分钟。张建国从高炉讲到转炉，从轧钢讲到质检，把钢铁生产的全过程讲得生动具体。那些年轻人听得入神，不时提问。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张建国最后说，“下午两点，我在培训中心讲《精密制造中的热处理工艺》，欢迎有兴趣的来听。”
人群散去，张建国这才看到林峰。他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走过来，伸出粗糙的大手：“林省长，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准备准备。”
“不用准备，我就是来看看。”林峰和他握手，能感受到那只手掌上的老茧和厚皮，“张师傅，你讲得很好。”
“瞎讲，都是老黄历了。”张建国有些不好意思，“现在年轻人搞的是芯片、是电池，我们那套炼钢的手艺，过时喽。”
“不过时。”林峰认真地说，“工业化大生产的组织经验、质量控制的严谨态度、团队协作的默契，这些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你们这代工人身上，有最宝贵的工业精神。”
张建国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下去：“话是这么说，可毕竟……厂子没了。”
两人沿着铁轨改造的步行道慢慢走。早晨的园区很安静，只有远处咖啡店的音乐声和鸟鸣。
“张师傅，现在生活怎么样？”林峰问得直接。
“实话实说？”张建国看他一眼。
“实话实说。”
“比在钢厂时好。”张建国也不绕弯子，“在钢厂那会儿，我是一级技师，一个月到手六千五。现在在园区当培训师，基本工资八千，课时费另算，上个月拿了一万二。医保社保都接着交，没断。”
他顿了顿，补充道：“关键是不用倒夜班了。在钢厂干了三十八年，上了三十年夜班，落下一身毛病：关节炎、胃病、听力下降。现在朝九晚五，周末双休，身体反而好了。”
“家里呢？”
“老伴原来在家属区开小卖部，现在园区给了个固定摊位，卖饮料零食，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儿子……”提到儿子，张建国的腰板挺直了些，“儿子在华夏芯，当设备工程师，上个月刚升了小组长，年薪听说有三十万。”
林峰注意到他说“华夏芯”时那种骄傲的语气。这个老钢铁工人，在经历产业剧变后，把自己的未来和儿子的未来，都押在了东海的新兴产业上。
“孩子多大了？”
“二十七，去年结的婚。”张建国脸上露出笑容，“儿媳妇也是华夏芯的，研发部门的。小两口在园区旁边买了套房，首付我们老两口出了一半——要是搁以前在钢厂，想都不敢想。”
他们走到一片草坪前，那里摆着几张长椅。几个和张建国年纪相仿的老工人正坐在那儿聊天，看到林峰，都站了起来。
“坐，都坐。”林峰摆手，“我就是来听听大家的情况。”
工人们互相看看，有些拘谨地坐下。林峰也找了张椅子坐下，杨学民和其他工作人员识趣地退到一旁。
“都认识我吧？”林峰问。
“认识，电视上老见。”一个脸膛黑红的老工人说，“林省长，我是原轧钢车间的刘大勇。”
“我是炼铁车间的王国庆。”
“我是运输队的赵德海。”
七八个人，报出曾经的车间和岗位。这些名字背后，是东海工业化的半部历史。
“大家现在都在园区工作？”林峰问。
“对，都在。”刘大勇声音最大，“我管园区的设备维护，王师傅在物业管理处，赵师傅搞绿化和保洁。还有几个在孵化器里当技术顾问，帮着那些创业公司解决实际问题。”
“收入怎么样？”
这个问题让气氛活跃起来。
王国庆先开口：“我原来在炼铁车间是班长，一个月七千。现在管园区的中央空调系统，一个月九千五，还清闲。”
赵德海接着说：“我开了一辈子车，现在开园区的巡逻车和洒水车，一个月八千。比在钢厂开车运铁水安全多了，那活儿危险。”
一个戴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老工人说：“我叫陈明远，原来是钢厂技术科的。现在在孵化器里当技术顾问，主要帮那些做硬件的创业公司解决材料问题和工艺问题。上个月拿了三家公司顾问费，加起来一万八。”
林峰认真听着，偶尔问几个细节。他能感觉到，这些老工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错，言谈中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是满意的。
但也不是没有忧虑。
刘大勇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林省长，我们这些老家伙是安排好了。可还有些人……不太满意。”
“哪些人？”林峰问。
“主要是四十五到五十岁那拨。”王国庆接过话，“他们技术不如我们老工人扎实，学习新东西又比年轻人慢。园区里那些高端岗位，他们够不上；普通岗位，工资又嫌低。有些被分流到别的企业，干不惯，又回来了。”
赵德海补充：“还有几个身体不好的。钢厂那环境，尘肺、噪声聋、关节病不少。现在虽然治，但有些病治不好，干不了重活。安置时给了补偿，但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
林峰把这些都记在心里。转型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总会有阵痛和遗留问题。关键是能不能看到问题，敢不敢解决问题。
“这些问题，园区管委会知道吗？”
“知道。”张建国说，“上周还开过座谈会，说要搞个‘再培训提升计划’，专门针对这些中间年龄段的。但具体怎么搞，还没下文。”
林峰点头，看向杨学民。杨学民心领神会，记下了这个事。
聊了半小时，气氛越来越轻松。老工人们发现这个省长没架子，说话实在，也就放开了。
刘大勇忽然提议：“林省长，咱们唱个歌吧？就唱咱们厂当年的厂歌。”
“好啊。”林峰说。
几个老工人互相看看，清了清嗓子。张建国起头：“咱们工人有力量——预备，唱！”
粗犷的歌声响起来：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么变了样……”
唱到这儿，张建国忽然停住了。他眼睛看着周围崭新的园区，看着那些从老厂房改造而来的写字楼和实验室，看着远处高炉上安装的激光投影设备。
“不对。”他摇摇头，“词得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