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梅雨季来得比往年早些。
顾言深和许念抵达这座城市时，天空正飘着细密的雨丝。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梧桐叶和旧建筑的气息——这是上海特有的、混合了历史与现代的味道。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永福路的一栋老洋房。顾言深通过顾家在沪上的旧关系网，辗转找到了周茂才的后人。接电话的是周老的孙女周婉，一位三十出头的大学历史系讲师。
“祖父确实留下过一扇屏风。”周婉在电话里确认，“他1967年去世前，特意交代我父亲要好好保管，说‘将来会有人来取’。但我们一直不知道等的是谁。”
老洋房藏在一条安静的弄堂深处。暗红色的砖墙爬满了常春藤，铸铁的院门已经锈蚀，但门牌号还清晰可见——永福路67号。
来开门的是周婉本人。她穿着素色的棉麻连衣裙，戴一副细边眼镜，气质温婉知性。
“顾先生，许女士，请进。”她的普通话带着轻柔的沪语尾音，“祖父的收藏室在二楼，那扇屏风一直在那里。”
洋房内部保持着上世纪中叶的样貌。深色的木地板，雕花的楼梯扶手，墙上的老式挂钟还在滴答作响。空气里有淡淡的樟木和旧纸张的味道。
二楼的收藏室不大，大约二十平米。靠墙立着一个深色的红木柜，柜前用绒布覆盖着一件高大的物品。
周婉轻轻掀开绒布。
许念屏住了呼吸。
那是一扇明代金漆屏风，与她修复的那件残件、与莫罗宅邸的九扇，纹样、工艺、尺寸完全一致。金漆的光泽因为岁月而变得温润内敛，但保存状况出乎意料地好，只有边缘有几处细微的磕碰痕迹。
“祖父1963年把它从储藏室取出来，请人做了简单的维护。”周婉轻声说，“他说，这东西不能一直封在箱子里，得让它‘透透气’。但也不宜频繁移动，所以就一直放在这个房间。”
许念戴上手套，走近细看。她先看边缘的榫卯结构——与巴黎那套的工艺特征吻合。再看金漆的成色和贴箔手法——是典型的明代中后期官坊风格。最后，她蹲下身，检查左下角的木胎。
就在靠近地面的位置，她发现了。
一道浅浅的刻痕，不是花纹，而是一个字——“许”。字迹很淡，刻得也很匆忙，但确实存在。
“这是我曾祖父的标记。”许念的声音有些发颤，“他在自己经手的重要器物上，有时会留下这样的记号。这个‘许’字，和他留在‘念心坊’老工具上的刻字一模一样。”
顾言深轻轻按住她的肩。
周婉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祖父留下的，说是要和屏风一起交给来取它的人。”
信封已经泛黄，但封口完整。许念小心地拆开，里面是一封短信，和一张老照片。
信是周茂才1965年写的：
致未来取屏风的朋友：
此扇屏风，系挚友杜明远兄于民国三十七年秋托付于我。明远兄言，此物本属一套，因故拆分，嘱我代为保管，待适当时机，交还许清远先生或其后人。
然时运多舛，与清远兄音信断绝久矣。今我年事已高，恐难亲见物归原主之日，故留此书，以明原委。
屏风右下木胎有‘许’字暗记，乃清远兄手刻，可为凭证。
愿此物终得其所，亦盼老友泉下心安。
周茂才 手书
一九六五年十月
照片是1948年在上海拍的。照片上，年轻的周茂才和杜明远并肩站在一扇屏风前——正是眼前这一扇。杜明远的手搭在屏风边缘，表情严肃；周茂才则面带微笑，眼神温和。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与明远兄摄于舍下，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彼时他即将南行，将此物托付于我，曰‘此非我物，暂存而已。待太平之日，当归原主’。”
许念的手指抚过照片上杜明远的脸。这个被她曾祖父“误会”了半生的人，这个默默守护了秘密这么多年的人。
“周小姐，”她抬起头，眼睛湿润，“谢谢您家三代人的守护。这扇屏风……我们现在可以带走吗？”
周婉微笑着点头：“当然。祖父等了这么多年，就是在等你们。他说过，屏风有灵，会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她顿了顿，又说：“其实这些年，偶尔会有古董商来问这扇屏风，出价很高。但我们始终记得祖父的话——‘这不是我们的东西，只是代为保管’。现在，它该回到真正的主人身边了。”
离开周家老洋房时，雨已经停了。弄堂里弥漫着雨后的清新气息，梧桐树叶上的水珠偶尔滴落，在石板路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顾言深联系了专业的文物运输公司，屏风将被妥善包装，先运回北京的工作室，待巴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再一起为完整的展览做准备。
回酒店的路上，许念一直很安静。她看着车窗外掠过的上海街景——老洋房与摩天大楼交错，穿着旗袍的老人和时尚的年轻人并行，这座城市就像那套屏风一样，承载着层层叠叠的时间痕迹。
“在想什么？”顾言深握住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