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分钟。”他说，“我组织了十八个人，都是最可靠的。孙处长从城防司令部回来，至少需要三十分钟车程，加上他路上还要去其他地方，我们最多有四十分钟窗口。”
“够用了。”沈寒梅站起身，“小赵，你去后门接应，陈工和我留在这里。等孙处长回来，我和他谈。”
“沈医生……”小赵犹豫。
“他手里没炸药了。”沈寒梅的语气平静而坚定，“一个手里没有筹码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谈判。他会来的。”
下午三时四十分，机床厂办公楼
林锋站在李振邦办公室窗前，望着厂区。
工人们已经把三十七箱炸药全部搬出仓库，整整齐齐码在广场西侧的空地上。刘永昌带着几个老技工在逐一清点，陈师傅负责登记入库。远处，张排长带着警卫排的士兵在帮助搬运重件——枪都背在背上，保险关着。
王栓柱推门进来。
“队长，城外来消息了。”
林锋转身。王栓柱递过一张折叠的小纸条，是地下交通员刚送来的。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是陈启明的笔迹：
“总部令：各部已到位，今夜或明晨。”
林锋将纸条凑近煤油灯的火苗，看着它卷曲、焦黑、化成灰烬。
“栓柱，你跑一趟兵工厂，告诉李文斌：天黑之前，他那边必须完全控制。然后去发电厂找沈寒梅，告诉她——”他顿了顿，“告诉她，我这边很好，让她注意安全。”
“明白。”王栓柱转身要走。
“等等。”林锋叫住他，“把她那边的情况带回来。”
王栓柱点头，快步出门。
林锋重新望向窗外。太阳开始西斜，厂房屋顶的玻璃反射出橙红色的光。远处，沈阳城防司令部大楼的轮廓逐渐模糊在暮色里。
他想起1945年4月，雪峰山那条泥泞的战壕。那时候他叫林二狗，手里拿的是别人用过的中正式，身边是王大锤、李石头和赵小栓。那三个人，一个都没能走到今天。
他又想起1947年冬天，黑山阻击战最后一个夜晚。“夜莺”顾小莺在弹坑里写完最后一封家信，把笔塞进他手里，说：“林队长，你要替我们活着看见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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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已经很近了。
门外传来脚步声。刘永昌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陈旧的账册。
“林同志，这是厂里从民国二十六年至今的全部设备档案。”他把账册放在桌上，“哪台机器什么时候进的厂，哪个工程师经手的，哪年大修过，都记在上面。工人们说，这些东西不能落到乱兵手里。”
林锋接过账册，翻开扉页。第一行写着：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购入德制龙门铣床一台，编号0031，价金拾贰万圆。经手人：刘永昌。”
“刘师傅。”林锋抬起头，“这台铣床现在还在厂里吗？”
“在。”刘永昌眼眶有些发红，“就在三号车间。日本人要搬，我们把它拆散藏在地沟里。光复后国民党要卖，我们把关键零件藏进锅炉房煤堆。现在，可算能见天了。”
林锋合上账册。
“它很快就会重新开工的。”
下午五时整，发电厂
孙处长的吉普车停在厂门口时，天已经黑透了。
他下了车，夹着公文包，脚步有些踉跄。去城防司令部的这趟差事显然不顺利——军装领口敞着，风纪扣不知丢在哪里。
厂区安静得不正常。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四处张望。
“警卫排！警卫排的人呢？”
没人应答。锅炉房的阴影里，走出十八个人。
陈树人站在最前面。
“孙处长，你回来了。”
孙处长后退一步，手摸向腰间枪套——空的。他早上出门时把枪忘在办公室了。
“陈树人！你……你想造反？！”
“不是造反。”陈树人的声音很平静，“是护厂。孙处长，炸药的引爆线路已经切断了。你办公室保险柜里的引爆器，现在只是一堆废铁。”
孙处长的脸在路灯下扭曲成青白色。他猛地转向厂门口——那里，沈寒梅正从暗处走出来。
“你是……你是那个女医生！”孙处长认出了她，“共军的奸细！”
“我是东北野战军特种作战旅卫生队长沈寒梅。”她的声音不轻不重，刚好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楚，“孙处长，你手下的警卫排已经放下武器，炸药被拆除，工厂安全了。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抵抗，或者配合。”
孙处长嘴唇颤抖着，手在腰间徒劳地摸索。
“你……你们……”
“卫立煌今天下午已经下令，城防部队向城外收缩。解放军前锋离沈阳不到三十里。”沈寒梅继续说，“孙处长，你是个懂电的人。发电厂对沈阳有多重要，你比谁都清楚。如果你愿意保护这座电厂，你仍然是总工程师，仍然是这座城市的功臣。如果你坚持执行那道炸厂的命令……”
她没有说完。孙处长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厂区回荡，像夜枭的啼鸣。
“功臣？我给你们当功臣，国民党那边能饶了我？我一家老小还在南京！”
“你妻子和儿子去年就被你送去了香港。”陈树人说，“这事你亲口跟我讲过，说你老母亲在南京，但妻儿已经安全了。”
孙处长的笑声戛然而止。他瞪大眼睛看着陈树人，像不认识这个人。
“你……你怎么知道……”
“你喝醉酒的时候说的。”陈树人叹了口气，“孙处长，你我共事八年，你是个有技术的人，不是天生的恶人。这八年，你给日本人干过活，给国民党干过活，现在，你能不能给自己、给这座工厂干一次活？”
沉默。
厂区里只有风吹过变压器群的呜呜声。
许久，孙处长缓缓蹲下身，双手抱住头。
“我……我不知道……”他的声音低得像呜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沈寒梅走上前，在他面前蹲下。
“孙处长，你不是一个人。”她说，“陈工，还有厂里这十八个愿意站出来的工人，还有门外那些还在观望的警卫排士兵，他们都在看着你。你带的路，他们跟着走。”
孙处长抬起头，眼神涣散又聚焦，像刚从一场长梦中醒来。
“……四点已经过了。”他喃喃说，“城防司令部的人没来检查。”
“他们不会来了。”沈寒梅说。
孙处长缓缓站起来。他走到陈树人面前，伸出手。
“图纸呢？主控室的配电图纸。”
陈树人从怀里掏出一卷泛黄的蓝图。
孙处长接过来，展开，对着路灯的光看了很久。
“这条线路……”他指着其中一段，“三年前改造的时候就设计有问题，负荷一高就发热。我……我一直想改，没机会。”
他的手指沿着线路图缓缓移动，声音渐渐稳定。
“现在改，还来得及。”
夜幕完全降临时，发电厂主控室的灯重新亮了起来。
那不是爆炸的火光，是仪表盘上指示灯的微光。陈树人和孙处长并肩站在操作台前，一道道合上开关。
厂区里，工人们屏住呼吸。
“并网成功。”孙处长说，声音很轻。
远处，铁西区的街灯亮了一盏、两盏、一片。黑暗的城市里，渐渐升起光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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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寒梅站在厂门口，望着那片渐次亮起的灯火。
小赵从巷子里钻出来，跑到她身边。
“沈医生，王栓柱来了，说林队长那边一切顺利。”他喘着粗气，“还说，总部命令到了。”
“什么时候？”
“今夜或者明晨。”小赵的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咱们快回家了。”
沈寒梅没有回答。她望着那片越来越亮的灯火，忽然想起1945年湘西那个夜晚，林锋第一次教她用电台发报。那时她按下的第一个信号，是三个字母——
H O M E。
家。
1948年11月19日，下午五时三十分至晚间七时，沈阳
暮色四合时，三座工厂的灯火渐次亮起。
机床厂的广场上，三十七箱炸药完成了清点入库。刘永昌把那本账册锁进厂部保险柜，钥匙系在腰间。李振邦在办公室写下辞职报告，措辞改了又改，最后只留一句话：“本人自愿离职，听候处置。”张排长把警卫排的士兵集合在食堂，开了一锅热面汤，没人说话，呼噜呼噜地喝。
兵工厂的仓库里，李文斌仍在龙门铣床边守着。老周从办公楼带回消息：王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抽了半包烟，写了三页自白书，落款时手抖得厉害。两个亲信趁他写字的工夫悄悄溜了。
发电厂的主控室灯火通明。陈树人和孙处长对着配电图，用红蓝铅笔标注需要改造的节点，争执了两次，达成共识三次。张大夫从后门抱来一搪瓷缸热水，两人谁也没顾上喝。
城外，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进入最后准备阵地。炮手们校准诸元，步兵检查弹药，工兵们把炸药包绑成便于携带的束。各级指挥员最后一次核对手表——那是攻城的唯一信号。
城内，林锋站在机床厂办公楼顶。从这里望去，可以看见铁西方向渐次亮起的街灯，可以听见兵工厂方向隐约传来的喧哗——工人护厂队在清理杂物，给进城的部队腾路。
夜风从东北方向吹来，带着郊外旷野的寒意，也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
王栓柱爬上楼顶，把一件缴获的军大衣披在林锋肩上。
“队长，沈医生说，发电厂保住了。孙处长签了保护书。”
“嗯。”
“李文斌那边也说，兵工厂的炸药全拆完了，龙门铣床底下铺了三层稻草，就等解放军进城验收。”
“嗯。”
王栓柱沉默了半晌，又开口：“队长，你说……明天早上，咱们会在哪儿？”
林锋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沈阳城的万家灯火，望着那些或明或暗的窗户，望着街道上稀稀落落的行人和偶尔驶过的军车。
“在城里。”他说，“在每一条需要清的街道，每一座需要守的工厂，每一个需要抓的特务窝点。”
他顿了顿。
“在胜利的地方。”
远处，城防司令部大楼的楼顶，最后一盏探照灯熄灭了。
整座城市沉入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而黑暗中，有无数双眼睛，正等待着同一道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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