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滨河市宾馆。
林杰刚躺下，工作组组长李建国打来了电话。
“林书记，账本拿到了。”李建国的声音很兴奋，“藏在吴校长家书房书架后面，用档案袋装着。里面记录了他从2015年到现在的每一笔收入，总共三百多万。其中有三笔是这次施暴者家长送的，时间就在事发第二天。”
“金额多少？”
“教育局副局长王强送了五万，企业老板送了十万，公安分局政委送了八万。还有一个发现——账本里记录了吴校长每年给市教育局几位领导上供的明细，包括局长、副局长，甚至还有省教育厅的两个人。”
林杰坐起身：“把账本拍下来，原件封存。明天一早，把这些材料移交给纪委。”
“好的。另外，”李建国犹豫了一下，“我们找吴校长谈话时，他精神不太对劲，一直说完了，全完了。医生来看过，说可能有抑郁倾向。”
“抑郁？”林杰皱眉，“他现在人在哪？”
“在医院，有专人看着。”
“保护好，别出意外。”林杰说完挂了电话。
窗外，滨河市的夜很静。林杰却睡不着了。
抑郁。这个词让他心里一紧。
他想起张磊，那个躺在ICU的孩子。
医生说他醒来后一直哭，不敢闭眼。
这也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心理问题。
校园欺凌，伤害的不仅是身体。
早上七点，林杰来到医院。
张磊已经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但还需要住院观察。
病房里，张磊的妈妈正在给孩子喂粥。
看见林杰进来，她赶紧站起来。
“林书记，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来看看孩子。”林杰走到床边，“张磊，感觉好点了吗？”
张磊十四岁，瘦瘦的，脸色苍白。
看见林杰，眼神闪躲了一下，小声说：“好点了。”
“能跟叔叔说说那天的事吗？”
张磊身体抖了一下，低下头不说话。
张磊妈妈眼眶红了：“林书记，孩子从醒来就不爱说话，问什么都说不知道。晚上睡觉总是惊醒，说有坏人追他。”
林杰在床边坐下，轻声问：“张磊，学校里有没有心理老师？”
张磊摇摇头。
“那如果你心里难受，会跟谁说？”
“没人可说。”张磊声音很小，“同学不敢跟我玩，怕王强他们报复。老师……老师也不管。”
“怎么会没人管呢？”林杰问，“班主任知道这事吗？”
“知道。”张磊抬起头，眼里有泪，“我被打之前，就跟班主任说过，王强他们总找我麻烦。班主任说，男孩子要坚强，别那么娇气。”
林杰心里一沉。
正说着，许长明匆匆走进来，脸色凝重。
“林书记，刚接到北京的电话。江苏南京发生一起学生自杀事件。”
林杰站起来：“什么情况？”
“一个高二女生，昨晚从学校宿舍楼跳下去了。”许长明压低声音，“留下遗书和日记，说她长期抑郁，多次向学校心理老师求助，但没人重视。遗书里还提到……提到她曾被同学排挤、欺凌。”
“学校怎么处理的？”
“学校第一时间封锁消息，但家长把遗书发到了网上，现在舆论已经压不住了。”许长明说，“教育部那边请示，要不要派人去处理。”
林杰沉默了几秒：“订机票，今天下午回北京。滨河这边的工作组继续留在这里，把案子办完。”
“好的。”
离开医院时，林杰回头看了一眼病房里的张磊。
那个孩子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
他知道，校园欺凌的问题解决了，但心理健康的窟窿，才刚刚露出来。
下午三点，专机起飞。舷窗外，云层很厚。
林杰翻开许长明准备的简报。南京这个案子，比想象的更触目惊心。
女孩叫周小雨，十七岁，南京某重点中学高二学生。学习成绩中上，性格内向。遗书是在手机备忘录里写的，昨晚十一点发送给父母后，从六楼跳下。
遗书很短：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每天都很累，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我跟心理老师说过三次，她说我想太多。跟班主任说过，她说‘重点班的学生都这样’。同学们笑我矫情。我真的好累。对不起，我爱你们。”
而她的日记，记录了更详细的过程。
从高一入学开始，她就感觉自己“跟不上”。重点班竞争激烈，每次考试排名都让她焦虑。高二上学期，她开始失眠，食欲下降，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去年十一月，她在日记里写：“今天鼓起勇气去了心理咨询室。心理老师很忙，让我等了半小时。我说我总想哭，睡不好。她说‘高中生压力大正常，别想太多’。谈话十五分钟就结束了。我好像白去了。”
今年一月：“又去了一次。这次心理老师在接电话，让我填了个量表。说我轻度抑郁，建议多运动。没有后续。”
三月：“第三次去。心理老师说她要调走了，让我找新老师。可新老师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最后一篇日记是前天：“明天又要考试了。我怕。怕考不好，怕被老师骂，怕被同学笑。为什么没有人真的听我说话？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真的是我想太多了。”
林杰合上简报，闭上眼睛。
他能想象那个女孩的绝望。
一次次求助，一次次被敷衍。
最后那根弦，断了。
飞机降落时，已经下午五点多。
林杰没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
“通知教育部、卫健委、团ZY、妇联，明天上午九点开紧急会议。”他对许长明说，“另外，联系几位顶级的心理专家，我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好的。还有，”许长明说，“南京那边，当地已经成立调查组。但学校态度很强硬，说周小雨本身心理脆弱，学校已经尽到责任。”
“尽到什么责任？”林杰问，“填个量表就叫尽责任？谈话十五分钟就叫尽责任？”
“他们说，学校配了心理老师，有心理咨询室，按教育部要求都做到了。”
“做到了形式，没做到实质。”林杰说，“我要的不是有心理咨询室，是心理老师真的能帮到学生；不是有心理健康课，是学生真的能学到如何调节情绪。”
晚上八点，几位心理专家到了。
为首的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陈教授，六十多岁，头发花白。
“林书记，周小雨的案例，我们分析过了。”陈教授开门见山，“这不是个例。我们团队做过调研，全国中学生中，有抑郁倾向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但真正得到专业帮助的，不到百分之五。”
“为什么这么低？”
“几个原因。”陈教授说，“第一，学校心理老师严重不足。按规定，每所学校应配备至少一名专职心理老师，但很多学校是用其他学科老师兼职，或者干脆没有。第二，心理老师专业性不够。很多是半路出家，培训几天就上岗，只能做简单的量表测试，做不了深入咨询。第三，学校不重视。心理健康课经常被主科占用，心理咨询室成了摆设。”
另一位专家补充：“还有社会偏见。很多家长、老师觉得心理问题就是‘想太多’‘矫情’，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求助。学生也不敢说，怕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
林杰认真听着，不时记几笔。
“陈教授，如果要改变现状，你们有什么建议？”
“首先，要配齐配强心理老师队伍。”陈教授说，“不是有就行，是要专业、足量。建议每500名学生配备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并且要求具备心理学专业背景和咨询资质。”
“其次，要建立分级干预体系。”另一位专家说，“轻度问题由学校心理老师处理，中度问题转介到区县心理服务中心，重度问题及时转诊到医院。要有绿色通道，不能让学生求助无门。”
“第三，要改变评价体系。”陈教授顿了顿，“现在学校还是‘唯分数论’，心理健康教育被边缘化。要改革，就要把心理健康纳入学校考核，把心理老师纳入教师编制，把心理健康课开足开好。”
讨论到十点多，林杰心里有了初步想法。
送走专家，他让许长明把今天的讨论整理成报告。
刚坐下，手机响了。是陈领导。
“林杰，南京的事我听说了。”陈领导声音很沉，“你打算怎么处理？”
“明天开会研究。”林杰说，“但我的想法是，要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我支持。”陈领导说，“但你要知道，这又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增加心理老师编制，要钱；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要时间；改革评价体系，要动现有的考核办法。这些都会遇到阻力。”
“我知道。”林杰说，“但再难也得做。陈领导，您知道我刚才看到什么了吗？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日记，她三次求助，三次被敷衍。如果我们早一点重视，她可能还活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好，你放手去做。”陈领导说，“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说。”
第二天上午九点，国务院第一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满了人。教育部的几位司长，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团ZY、全国妇联的代表，还有几位心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