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修改的，并不是流程。
而是一句内部提示语。
那句提示出现在一次例行风险评估的附注栏里，
语气平静，甚至称得上专业：
“在当前责任结构下，
深度追溯可能引发连锁归责风险，
请评估是否有必要继续。”
没有禁止。
没有警告。
只是一个建议。
这句建议，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出现。
在有裁决的时代，追溯是安全的。
因为无论追溯出什么结果，
最终都会被裁决层接管、吸收、处理。
而现在，追溯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心里有数。
意味着：
一旦找到了起点，
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接它。
那次风险评估的对象，是第507章中那起“持续性、非单点”的损失。
它的规模已经足以引起更高层级的注意。
但注意，并不等于行动。
评估会议持续了很久。
参与者不多，级别也不算高。
但所有人都异常谨慎。
讨论的核心，并不是技术可行性。
而是一个听起来极其荒谬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源头，会发生什么？”
没有人立刻回答。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答案。
一旦源头被确认，
责任就会从“不可追溯的成本”，
变成“明确的错误”。
而错误，是需要被处理的。
问题在于——
谁来处理？
有人提出，可以只做“技术性回溯”，
不进行责任标注。
这个提议听起来温和而理性。
但很快，就被另一个问题卡住了。
“如果不标注责任，那我们为什么要回溯？”
会议再次陷入沉默。
沈砚是在这个时候，
注意到一条非常微妙的数据变化。
不是损失曲线。
而是回溯请求数量。
它在缓慢下降。
不是因为损失减少了。
而是因为——
人们开始主动放弃追问。
第十九天，一起新的异常被发现。
规模不大，路径复杂，
典型的“需要回溯才能理解”的问题。
调度层照例准备启动深度追溯。
就在流程即将确认的前一刻，
系统弹出了那条提示：
“深度追溯可能引发责任连锁确认，请评估风险”
没有人否认这条提示的正确性。
最终，追溯等级被下调。
从“完整回溯”，
变成了“趋势性分析”。
问题被描述为“结构性偏移”。
没有起点。
没有路径。
这一决定，没有引发争议。
甚至让不少人松了口气。
沈砚意识到，一个极其危险的转变，
正在悄无声息地完成。
在无主裁决期，
追问，不再被视为中性的行为。
它被重新定义成了一种——
可能制造责任的动作。
而制造责任，在这个时代，是风险最高的事。
第二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