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流程手册被更新了一页。
更新内容不多，
只是新增了一条“操作建议”：
“在非必要情况下，
避免进行可能导致责任单点化的分析。”
这句话，被写得极其含蓄。
但意思很明确。
沈砚盯着那条更新，看了很久。
他想起很久以前，
裁决仍然存在的时候。
那时，人们害怕犯错。
但他们不害怕追问。
现在，正好相反。
很快，变化开始反噬现实。
某个长期运行的系统，
效率指标持续下滑。
原因不明。
但所有人都隐约知道，
这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
有年轻的分析员，
私下提交了一份完整回溯方案。
方案逻辑严密，路径清晰，
甚至已经预判了可能出现的责任节点。
这份方案，在流转到第二个审批节点时，
被悄然退回。
退回理由只有一句：
“当前环境下，不建议制造明确归因。”
分析员并没有被批评。
他的方案被评价为“技术优秀，但时机不合适”。
这是第一次，
“时机”被用来否定“理解问题”的必要性。
沈砚看着这份被退回的方案，
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接近悲哀的情绪。
不是为那个分析员。
而是为整个世界。
因为这意味着——
文明正在主动放弃理解自身失败的能力，
以换取一种短期的稳定感。
第二十五天，一次本可以被及时止损的问题，
最终演变成了长期损耗。
不是因为没人发现。
而是因为，
所有可能的追溯路径，
都被判定为“风险过高”。
在总结会议上，有人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至少，我们没有制造新的冲突。”
这句话，没有人反驳。
沈砚却在心里，
为它补完了后半句：
“是的，但我们也没有制造任何答案。”
夜深时，
最新一批流程更新完成。
追溯权限没有被取消。
回溯工具仍然存在。
一切看起来，都还是“可以用的”。
但沈砚知道，
从这一刻开始，
追问已经不再是一种被鼓励的行为。
它变成了——
一种需要被谨慎评估的风险。
他在个人记录中，写下了一条几乎不像注解的话：
当追问被视为危险，
世界就已经决定，
不再试图理解自己的错误。
裁决仍未归来。
损失仍在累积。
而理解，
正在被一点一点，
从流程中剥离。
记录继续。
历史向前。
而“为什么会这样”，
正在变成一个
不合时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