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发生得极其安静。
没有文件。
没有公告。
甚至没有一条系统级更新记录。
它只是，在几次会议之后，
在几次“风险评估建议”被引用之后，
在几次方案被温和退回之后，
悄然形成了共识。
那不是写在任何地方的规则。
但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
都开始准确地避开同一件事。
深度追溯。
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
是一名负责跨项目协调的中层人员。
他发现，
在最近的三次异常汇总会议中，
所有报告都出现了一个高度一致的特征。
它们描述结果。
分析趋势。
评估影响。
但——
没有一份报告，试图回答“从哪里开始”。
不是因为没人能做。
而是因为，
所有人都默契地停在了同一条线之前。
那条线，并不存在于系统中。
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判断里。
第二十七天，一起异常首次跨越了项目边界。
影响不大。
但它涉及两个责任结构不同的单元。
在旧时代，这种情况会被立刻标记为“高优先级回溯对象”。
而现在，
它被暂时归类为——
“协同偏差”。
这个词极其安全。
它意味着：
没有单一错误。
没有明确起点。
只是多个系统在正常运转中，
出现了“未完全对齐”。
协调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
每个人都在说话。
每个人都很专业。
但沈砚注意到，
有一个问题，从头到尾，没有被提起。
“第一个偏移，是在哪里发生的？”
不是没人想到。
而是——
没人愿意成为第一个说出口的人。
因为一旦说出口，
就意味着你在请求追溯。
而请求追溯，
在当前环境下，
已经不再是中性行为。
它意味着：
你可能正在把某个“成本”，
重新定义成“错误”。
第三十天，一名资深审计人员，在私下交流中，说了一句被反复转述的话。
他说：
“现在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追溯，
而是——
我们是不是还承受得起追溯的后果。”
这句话，没有被记录在任何正式文件里。
但它的传播速度，
比任何流程更新都快。
很快，人们开始在方案中，
主动删除“回溯路径”这一章节。
不是被要求删除。
而是——
提前规避。
某次内部评审中，
一名年轻成员无意中问了一句：
“如果我们不找起点，
那下次再发生类似问题，
我们怎么避免？”
会议现场，出现了短暂而尴尬的停顿。
然后，有人回答：
“我们可以通过更保守的阈值设置，
降低发生概率。”
这是一个技术上成立的回答。
但它回避了真正的问题。
沈砚看着那一刻，
清楚地意识到：
“避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