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悄然取代了
“理解为什么发生”。
这是一个文明层面的选择。
第三十三天，一次小范围测试失败。
原本可以被快速修正。
但修正方案需要确认一个关键路径上的责任节点。
于是，修正被延后。
测试被标记为“阶段性不稳定”。
失败，被纳入“可接受波动”。
没有人因此受到指责。
这本该让人安心。
但沈砚却感到一种寒意。
因为在没有裁决的时代，
宽容失败，
如果不以理解为前提，
最终会变成对失败的纵容。
很快，“不追问”开始具备道德正当性。
有人说：
“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
没必要再制造归责焦虑。”
有人说：
“我们已经确认了结果，
再追根究底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些话，
都没有错。
但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
放弃起点。
第四十天，
一份内部备忘录在多个部门之间流转。
备忘录没有任何禁止性措辞。
它只写了一段背景说明：
“在无主裁决期，
明确责任单点可能引发次生风险，
建议以系统韧性与整体稳定为优先。”
这段话，被引用得极其频繁。
从那天起，
“是否需要追溯”，
不再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
态度问题。
沈砚第一次看到，
有人因为“坚持回溯”，
被评价为“不够理解当前环境”。
不是错误。
而是不合时宜。
这比任何明令禁止，
都更有效。
第五十天，一起异常被彻底放弃调查。
不是因为规模小。
而是因为，它涉及的责任路径太复杂。
有人在总结中写道：
“在当前阶段，
强行厘清起点，
收益有限，风险过高。”
这份总结，
被高效通过。
沈砚在观察层，
看着那条“通过”标记亮起。
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
这个世界，
已经不需要裁决者来否决追溯了。
它自己，
已经学会了回避。
他在个人记录中，
写下了一条比之前更冷的注解：
当不追问成为默认，
禁止就不再需要存在。
夜晚来临。
系统仍在运行。
项目仍在推进。
流程看起来，甚至更加顺畅。
只是从这一刻起，
失败不再被定位。
错误不再被命名。
它们被统称为——
环境的一部分。
历史继续延展。
记录仍在堆积。
而那个曾经支撑文明纠错能力的动作——
“回头看一眼”，
已经被默默放下。
没有人宣布这一决定。
但每一个人，
都已经按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