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4日，下午4点23分，江苏昆山中华园派出所
值班民警小刘接到第三个催促电话时，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特有的软糯，此刻却因愤怒而尖利：“我再说一遍，我怀疑我老公重婚！你们到底管不管？”
小刘揉着太阳穴：“任女士，您丈夫张某的情况我们已经记录，但重婚罪需要确凿证据，不能仅凭怀疑...”
“证据？我有！”电话那头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他在昆山至少有两个住址！我跟踪过他！还有，他手机里...”女人的声音突然哽咽，“他另一个女儿叫他爸爸的视频，我都录下来了...”
小刘坐直了身体：“您现在在哪里？我们面谈。”
两个小时后，任女士坐在派出所调解室，从米色手提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文件袋。里面不仅有照片、视频截图，甚至还有一张手绘的地图——三个用红笔圈出的地址，分布在昆山城东一个边长不超过一公里的三角形区域内。
“这上面每一个点，都是他的家。”任女士的手指划过地图，指尖在颤抖，“而这个，”她指向最中间的一个点，“是我家。”
2005年，昆山某小区
26岁的张鑫在同事介绍下认识了陈敏。那时的他刚从安徽老家来昆山三年，在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员，相貌普通，性格内向，唯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婚礼很简单，在昆山民政局登记时，张鑫看着钢印落下，突然说了句：“这个章，真的只能盖一次吗？”
陈敏笑着拍他：“傻不傻，你还想盖几次？”
张鑫也跟着笑，但眼神飘向窗外。
2008年，春节，安徽阜阳
张鑫以“单身”身份出现在老家的相亲饭局上。亲戚介绍的姑娘叫王芳，小学教师，说话轻声细语。饭桌上，张鑫熟练地讲起自己在昆山的“独居生活”，如何自己做饭，如何在周末去图书馆。
“你这样的男孩子很少见了。”王芳脸红着说。
两个月后，他们在安徽办理了结婚登记。工作人员刷了他的身份证，系统没有显示任何异常——彼时，安徽与江苏的婚姻登记系统尚未联网。
张鑫走出民政局，给昆山的陈敏发了条短信：“老婆，今天加班，晚点联系。”然后牵起王芳的手，拍了张婚纱照。
2016年，昆山某咖啡厅
35岁的张鑫已经升为项目经理，开上了中级轿车。坐在他对面的是28岁的任婷，公司新来的财务。第三次约会时，任婷半开玩笑地问：“张经理条件这么好，怎么一直单身？”
张鑫喝了口咖啡，表情恰到好处地黯淡：“以前在江西老家有过一段，家里不同意，散了。”他掏出一张身份证复印件——那是他几年前托人伪造的江西户籍证明，“伤得太深，这些年一直不敢再碰感情。”
三个月后，张鑫用这份伪造材料，在昆山与任婷登记结婚。那天晚上，他坐在车里，手机屏幕上同时打开三个家庭的群聊——一个是妻子陈敏问他几点回家吃饭，一个是妻子王芳发来女儿画画的照片，还有一个是妻子任婷撒娇说想他了。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回复。给陈敏：“今晚陪客户，可能很晚，别等我了。”给王芳：“宝贝画得真棒，爸爸周末回来看你们。”给任婷：“马上到楼下，给你带了最爱的提拉米苏。”
车子启动，驶向三个方向中最远的那个——任婷的家。因为按照他的“排班表”，今天应该轮到三号家庭。
张鑫的时间管理精确到分钟。
他的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陈敏生日3月12日，喜辣，怕冷；王芳生日7月8日，花粉过敏，喜欢粉色；任婷生日11月3日，海鲜过敏，最爱香槟玫瑰。三个孩子的家长会日期、三个岳母的体检时间、三个家庭的物业费缴纳日...全部标记着不同颜色的星标。
每周日晚，张鑫会躲在公司加班的名义下，在办公室制定下一周的“行程表”：
周一至周三：住陈敏家，白天正常上班，下班直接回家。对王芳称“去合肥出差三天”，对任婷称“上海项目封闭会议”。
周四至周六：上午去公司，中午“去机场”，实际开车到王芳家小区附近，换乘地铁回家。对陈敏称“周四到周六在南京培训”，对任婷继续“上海会议延伸”。
周日：白天陪任婷，晚上称“连夜赶回上海准备周一早会”，实际开车回陈敏家附近，在车里睡到凌晨再回家。
“他从不让我们接送机。”陈敏后来回忆时仍觉得这是丈夫体贴的表现，“他说机场太远，舍不得我们奔波。”
为了避免撞见熟人，张鑫的生活半径被压缩到极致。住在陈敏家时，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小区内和公司两点一线；住在王芳家时，他连倒垃圾都要等到深夜；住在任婷家时，他甚至连阳台都不常去——因为从那里能看到陈敏家的小区楼顶。
这种自我囚禁却成了他“好丈夫”人设的支柱。
“我家老张啊，特别宅。”陈敏曾对闺蜜炫耀，“下班就回家，做饭、拖地、陪孩子做作业，什么应酬都没有。”
王芳的同事也羡慕：“你老公真好，虽然常在外地，但只要回来就把你宠上天，家务全包。”
任婷的母亲最满意：“小张这孩子踏实，不像现在有些年轻人爱玩，一休息就在家陪你，这样的男人哪找去？”
2017年11月的一个寻常夜晚，任婷靠在丈夫肩头刷朋友圈。突然，她手指停住了——一个共同好友发了条聚会的合照，张鑫在角落，照片定位显示“昆山某商场”。
“咦？你不是说那几天在上海吗？”任婷随口问。
张鑫身体微微一僵，随即恢复自然：“哦，那天正好回来拿份材料，碰见老同学就一起吃了个饭，怕你多想就没说。”
解释合理，但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就会生根发芽。
任婷开始留意一些从前忽略的细节：丈夫有两部手机，说是“一部工作一部私人”；他的车里总有陌生的发卡；他的行李箱密码从未告诉过她...
真正让她警觉的是一次洗车。2018年春节后，她从丈夫车的副驾驶座下摸出一张儿童游乐场的会员卡，名字是“张子轩”——她从未听丈夫提过这个名字。
“同事孩子的，上次帮忙接送落车上了。”张鑫的解释天衣无缝，但任婷注意到他说这话时，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她决定行动。
先是偷偷记下丈夫的车牌，在小区保安那里“无意”打听；然后是装作打错电话，拨通丈夫另一个号码；最后，她在淘宝上花298元买了个微型定位器，趁丈夫洗澡时，颤抖着手粘在了车底盘下。
定位记录让她浑身冰冷——丈夫所谓的“上海工作”，轨迹几乎从未离开过昆山。而那些他声称“出差”的日子，汽车整夜停驻在两个固定的小区，都不是他们的家。
2018年3月10日，周六，上午9点。
按照“排班表”，这个周末属于王芳和女儿。但任婷前一晚说头疼，张鑫只好“推迟去上海的时间”，陪她到早上。
“你走吧，别耽误工作。”任婷躺在卧室说。
张鑫松了口气，亲了亲她的额头：“照顾好自己，我周一回来。”
车子驶向王芳家方向。他没有注意到，后方两百米处，一辆出租车不紧不慢地跟着。
任婷戴着墨镜和口罩，手心里全是汗。她看着丈夫的车开进一个老旧小区，熟练地停在某单元楼下。五分钟后，一个扎着马尾的女人带着七八岁的男孩下楼，男孩蹦跳着扑进张某怀里。
“爸爸！”清脆的童声穿透车窗。
任婷的手机掉在了车座下。
她没有哭，只是机械地举起手机，录下这一幕：她的丈夫，那个说周末在上海加班的丈夫，正把一个陌生男孩扛在肩上，旁边女人温柔地笑着，伸手帮他整理衣领。
一家三口走向小区游乐场，像无数个普通家庭一样。
任婷在车里坐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看到张鑫送那对母子回家，然后独自下楼，开车离开。她跟着他，穿过三条街，来到另一个中档小区——这次，一个短发女人牵着两个孩子在门口等他，大的十来岁，小的刚会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