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回来？菜都热两遍了。”短发女人嗔怪道。
“临时开会。”张鑫自然地接过小女儿，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任婷终于崩溃了。她猛打方向盘，车子撞上了路边的垃圾桶。
“你知道重婚是犯罪吗？”
昆山市公安局审讯室里，张鑫手上没有手铐，但整个人像被抽走了脊梁，瘫在椅子上。对面坐着两位民警，一位记录，一位提问。
“知道。”声音嘶哑。
“为什么这么做？”
张鑫沉默了很久，久到民警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一开始...只是想有个退路。”
他讲述了第一个谎言：和陈敏结婚第三年，吵架冷战，他回老家散心，亲戚介绍了王芳。“当时就想，万一和陈敏过不下去了，至少还有选择。”
然后是第二个谎言：和王芳结婚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脱身。“两个孩子都出生了，我不能抛下任何一个。”
最后是第三个谎言：遇到任婷时，他已经停不下来了。“像上瘾一样，我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能给每个人幸福。”
“你给她们幸福了吗？”民警问。
张鑫突然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当他把手放下时，脸上有水痕，分不清是汗是泪。
“我每天...每天睁开眼睛就要想，今天我是谁？在陈敏那里我是工程师张鑫，在王芳那里我是项目经理张鑫，在任婷那里我是高管张鑫。我连做梦都要控制自己不能喊错名字...”
他详细描述了那个精密却脆弱的系统：三个钱包，分别装三个家庭的照片；手机相册分三个加密文件夹；微信有三个账号，每个账号只加对应家庭的好友；甚至他的衣服都分三处存放，因为每个妻子给他买的衣服风格不同。
“最怕过节。”张鑫喃喃道，“春节我必须‘出差’，中秋我必须‘值班’，孩子们生日我只能待半小时就说要赶飞机...”
他顿了顿：“那天晚上，我在车里吐了，不是醉，是累吐的。”
警方通知三位妻子到派出所时，她们的反应出乎意料地相似。
陈敏，38岁，中学教师，戴着细边眼镜，气质温婉。她第一个到，安静地听完民警叙述，然后摘下眼镜慢慢擦拭：“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丈夫不可能...”
当看到张鑫和其他两个女人的结婚证复印件时，她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裂。
王芳，34岁，小学教师，扎着低马尾，衣着朴素。她是哭着跑进派出所的，身后跟着七岁的儿子。“我不信！你们诽谤！我要找律师告你们！”直到民警播放了任婷提供的视频——视频里，她的丈夫正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走进某小区。
她突然不哭了，只是死死咬住嘴唇，血丝渗了出来。
任婷，30岁，公司财务，妆容精致，但眼睛红肿。她是带着文件袋来的，冷静得可怕：“需要我提供什么证据？我都有。”但当她看到另外两个女人时，支撑着她的某种东西瞬间崩塌，她瘫坐在椅子上，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三个女人被安排在三个房间。陈敏一直端正地坐着，背挺得笔直，像在课堂上；王芳抱着儿子，轻声哼着，不知是在安慰孩子，还是在安慰自己；任婷则反复摆弄手机，解锁，锁屏，再解锁。
当民警带张鑫经过走廊时，三个房间的门都开着。
陈敏抬起头，与他目光相接一秒，然后缓缓转开视线。
王芳的儿子突然喊：“爸爸！”
张鑫的身体僵住了。
王芳捂住儿子的嘴，眼泪大颗大颗掉在孩子头上。
任婷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张鑫，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那可能是张鑫一生中最长的十秒钟。
庭审安排在2018年10月。
法庭上，张鑫对重婚罪指控供认不讳。他的辩护律师试图强调“主观恶性较小”“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最令人动容的是最后陈述环节。
张鑫站起来，没有看旁听席——那里坐着三位妻子各自的亲戚，泾渭分明地分坐三块区域。
“法官，各位，我知道我犯了罪，该受惩罚。”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说实话，我被抓的那天晚上，在看守所里，睡得比过去十年任何一晚都踏实。”
他描述了自己十年来的生活：每天睁眼先要看日历，确认今天“该是谁的丈夫”；手机24小时不敢静音，怕错过任何一方的消息；连生病都不敢，因为一旦住院，三个家庭都会露馅。
“我有一次发高烧，39度，但那天轮到去王芳家。我吃了双倍退烧药，开车时窗户全开吹冷风让自己清醒。到她家时，嘴唇都是紫的。她说你怎么了，我说没事，空调太冷了。”张鑫笑了，笑容苦涩，“那晚我给她做了四菜一汤，因为那天是她生日。做完饭我差点晕在厨房。”
“我知道你们恨我，我也恨我自己。”张鑫终于看向三位妻子的方向，“但请你们相信，我不是完全在演戏。我给陈敏煮红糖水是真的，陪王芳父亲看病是真的，教任婷开车也是真的...只是这些‘真’，被切成三份，每一份都不完整。”
他最后说：“我造了三个笼子，把你们关在里面，但其实我自己才是笼子里那只鸟，飞不出自己编的网。现在网破了，我们都自由了，尽管这自由来得这么难看。”
法官敲下法槌时，三个女人同时抬起头。她们的目光第一次在空中交汇，复杂得难以言喻——有恨，有痛，有同情，还有一种诡异的共鸣：她们爱过同一个骗子，也被同一个骗子以他的方式爱过。
2019年初，张鑫因重婚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入狱前，他签署了离婚协议，三个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全部解除。财产分割异常复杂：十年间，他的工资分三份，每份都进入了不同家庭；他买的房子有一套在陈敏名下，一套在王芳名下，任婷则有一辆车和一笔共同存款。
三个女人选择了三种不同的生活：
陈敏辞去了教师工作，带着两个孩子搬回了苏北老家。“我想让孩子们离这一切远点。”她在电话里对记者说，声音疲惫但平静，“至于未来...等孩子们长大了再说吧。”
王芳选择留在昆山，但换了工作和住所。“我要证明，没有他，我和儿子也能过得很好。”她比以前更拼命工作，兼职两份工，儿子送去了全日制寄宿学校，“只是有时候半夜醒来，会突然想：那十年，到底算什么？”
任婷最决绝，她卖掉了昆山的一切，去了深圳。“我要重新开始，当那十年从来没发生过。”她在微博上写，然后注销了账号。没人知道她是否真的能重新开始。
民政系统在这次事件后加速了全国联网进程。2020年底，全国婚姻登记信息实现实时共享，从技术上杜绝了“跨省重婚”的可能性。
但技术能堵住系统漏洞，却填补不了人心里的洞。
2021年春，张鑫出狱。有记者在监狱外等到他，问他今后打算。
“回安徽老家，照顾父母。”他老了许多，背有些驼，“然后...找份工作，一个人过。”
“你想过孩子们吗？”
张鑫的眼圈瞬间红了。他张了张嘴，最终只是摇摇头，上了一辆等候已久的黑色轿车——那是他弟弟的车。
车子驶离时，记者注意到后窗贴着深色膜，完全看不见里面。
也许张鑫哭了，也许没有。
但无论如何，那个在三个家庭间奔波十年的男人，终于只需要去一个地方了。只是那个地方，再也没有人等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