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扶着墙，在城中村握手楼的公共厕所里吐得昏天暗地。劣质白酒混着隔壁烧烤摊的油烟味，在喉咙里烧出一条火辣辣的通道。他抬起头，看见布满黄渍的镜子里，一张浮肿油腻的脸，眼袋耷拉着，头发黏腻地贴在额头上。他拧开水龙头，用冷水狠狠扑了几把脸。
冰凉的水顺着脖颈流进领口，激得他一哆嗦。有那么一瞬间，酒气似乎散了些，镜子里的人影晃动着，依稀重叠上另一张脸——年轻的、瘦削的、带着点乡下人特有腼腆和执拗的脸。那是五年前的他，在县城汽车站，攥着两张皱巴巴的长途车票，身后跟着个同样青涩的女孩，扎着马尾，用一根带水钻的发卡别着额前的碎发。发卡在午后的阳光下，闪了一下。
陈建国甩甩头，驱散那点模糊的影像。他从裤兜里摸出半包挤瘪的香烟，叼了一根在嘴里，打火机按了好几下才蹿出火苗。深吸一口，尼古丁勉强压住了胃里的翻腾和心头那点莫名的不安。他晃晃悠悠地往回走，皮鞋踩在污水横流的水泥地上，发出黏腻的声响。钥匙在指尖转着圈，发出叮当的金属声。楼上谁家还在看电视，声音开得极大，是某个抗战神剧的激昂配乐。他皱了皱眉，脚步在自家那扇锈迹斑斑的绿色铁门前停下。
门缝里透出灯光。李薇还没睡。
他犹豫了一下，把还剩半截的烟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然后掏出钥匙。金属碰撞的清脆响声，在寂静的楼道里格外刺耳。
门开的瞬间，一股熟悉的、混合了廉价洗衣粉和油烟的味道扑面而来。然后，他看见了李薇。
她站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中央，背对着窗户。窗外是对面楼密密麻麻的防盗网和晾晒的衣物，像一片杂乱无章的灰色丛林。夕阳最后的余晖从缝隙里挤进来，给她瘦削的轮廓镶上一条暗金色的边，却照不进她的眼睛。她手里紧紧攥着那台屏幕碎了一角的旧手机，指节捏得发白，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灶台上，一个白色的塑料袋破了，青椒和土豆滚得到处都是，有一两颗土豆还沾着泥，滚到了墙角。地上散落着几片蔫了的青菜叶子。
陈建国心头那点因为酒精和归家而产生的松懈感，瞬间冻结了。他喉咙有些发干，想扯出个惯常的笑，说句“我回来了”，或者抱怨一下今天的活儿多累，老板多抠门。但李薇没给他机会。
“陈建国。”
三个字，平平的，没有声调的起伏，却像三块冰坨子，砸在闷热的空气里。陈建国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后颈的汗毛竖了一下。
她转过身，举起手机。屏幕上，是他。背景是“金话筒KTV”那熟悉的、晃得人眼晕的旋转彩灯，霓虹流光溢彩，映着他泛着油光的脸和咧开的嘴。他胳膊搭在一个穿红色亮片吊带裙的女人肩膀上，女人侧着脸，看不真切，只看到一头卷曲的长发和艳丽的侧影。照片有点模糊，像是隔着玻璃偷拍的，但足以辨认。
是昨晚。工头老周请客，说是庆祝接到了新项目。他喝多了，只记得包厢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呛人的烟雾，还有那个主动坐过来的、浑身散发着廉价香水味的女人。他当时怎么想的？好像是觉得，妈的，活了二十多年，也就这种时候像个“人上人”，被人捧着，哄着。他记不清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记得那女人软绵绵的身子靠过来时，心里那股憋屈了很久的、想要证明点什么的邪火，烧得更旺了。
“我十六岁就跟了你。”
李薇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恐惧，是一种压抑到了极限、从骨髓里渗出来的冰冷震颤。她往前走了一步，手机屏幕几乎要怼到陈建国脸上，那闪烁的光映亮了他猝然收缩的瞳孔和下巴上新冒出的胡茬。
“高中都没念完，从老家跑出来，为了谁？你说会对我好，会挣钱娶我。现在，”她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咬紧的牙关里硬生生磨出来的，带着血腥气，“你出轨？”
她盯着他，眼眶通红，却没有泪，只有一片灼人的干涸和绝望：“你要不要脸？！”
最后这句质问，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猛地断裂，发出尖锐的嗡鸣，刺破了出租屋薄薄的墙壁，传了出去。
隔壁“哐当”一声，是锅铲掉地的声音。老赵家的电视音量，骤然小了下去。对门合租的那对小情侣，似乎也停止了低声的交谈。整栋楼仿佛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只剩下窗外远处夜市隐隐约约的嘈杂，和屋内凝固的、令人窒息的死寂。
陈建国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酒意被这突如其来的逼问冲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当众剥光的羞恼和暴怒。尤其是那句“要不要脸”，像淬了毒的针，扎在他最敏感、最不堪的神经上。这些年，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看尽了白眼，受够了冷遇，“脸面”早成了最奢侈也最无用的东西。可偏偏，最不该提这个词的人，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