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雨静静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化作了一尊雕塑。只有陈怀锦能看到，她紧抿的嘴唇，和微微颤抖的眼睫。雨水顺着她风衣的肩线滑落，在深色的面料上洇开更深的水痕。
陈怀锦的心，也一点点沉下去。他能体会苏晓雨此刻的心情。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站在这里，面对自己民族最璀璨的文化结晶，却是在别人的博物馆里，以“他者”的身份来观看、来学习，甚至来“朝圣”。那种复杂的情感，是自豪，是痛惜，是无力，更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与悲愤。这些文物，不仅仅是一件件艺术品，它们是一段段被割裂、被掠夺的历史，是一个古老文明伤口上尚未愈合的疤痕。
不知过了多久，苏晓雨才极轻、极轻地叹了口气，声音低得几乎被博物馆恒定的背景音淹没：“真美……也真疼。”
她没有说更多，但陈怀锦完全明白。他伸出手，轻轻揽住她单薄的肩膀，将她带离那个令人窒息的展柜区域。两人沉默地走出中国馆，重新回到相对明亮开阔的大中庭。外面的雨似乎小了些，但天色更加阴沉。
“累了吗？要不要回去休息？”陈怀锦低声问。
苏晓雨摇摇头，抬起头看着他，眼圈有些微红，但眼神却异常清亮坚定：“不累。我们去看希腊馆，去看埃及馆。我想看看，别人是如何展示他们自己的，也展示别人的文明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们穿行在古希腊的雕塑、古埃及的木乃伊、亚述的浮雕、两河流域的泥板之间。苏晓雨看得很认真，不时用手机拍下展品的说明和陈列方式，偶尔会和陈怀锦低声讨论几句布展逻辑和灯光运用。但陈怀锦能感觉到，她的心，有一部分还留在中国馆里，留在那些隔着玻璃、跨越山海与时光的故国珍宝身上。
离开大英博物馆时，伦敦已华灯初上。雨停了，但空气依旧湿冷。他们没有叫车，沿着雨后湿漉漉的街道，慢慢往回走。橙黄色的路灯灯光，在积水的路面上投下破碎的倒影。
“怀锦，”苏晓雨忽然开口，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清晰，“你说，这些文物，它们想家吗？”
陈怀锦沉默了一下，握紧了她冰凉的手：“它们或许不想，但创造它们、理解它们、本应拥有它们的人，会想。”
苏晓雨点点头，不再说话。又走了一段，她停下脚步，望着远处夜幕中议会大厦朦胧的剪影，轻声但清晰地说：“如果有一天，我们‘锦时’，我们这些人，能真的做些什么……不是那种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能让这些美，被更多人、尤其是我们的同胞，以更正确、更尊严的方式看到、理解、甚至……感受到它们真正归属的方式。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投入陈怀锦心湖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他知道，苏晓雨指的不仅仅是文物回流（那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漫长的国际政治与法律议题），更是一种文化话语权的重建，一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是让东方的美，不再仅仅作为西方视角下的“奇观”或“标本”被展示，而是能够以主体的姿态，讲述自己的故事，参与全球文明的对话。
“嗯，”陈怀锦将她揽入怀中，用体温温暖着她，“我们一起，慢慢想办法。路还长，但我们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不是吗？”
回到酒店套房，苏晓雨因为时差和情绪的巨大波动，很快疲惫地睡去。陈怀锦却毫无睡意。他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拿出笔记本。他没有写日记，而是用钢笔，在一张空白页上，郑重地写下了几个编号和关键词。那是他今天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暗中记下的几件特别珍贵、但或许在现有国际公约和舆论环境下，存在未来某种“操作”可能的文物编号。包括那件汝窑碗，几幅极为重要的宋元书画，以及那几件来自圆明园的玉器。
他不知道写下这些有什么用，也许永远用不上。但这是一种态度，一种铭记，一种在内心深处埋下的、或许遥远的种子。正如苏晓雨所说，他们需要“做些什么”。而商业的力量，资本的运作，跨文化的合作与博弈，或许能在未来，为这种“做些什么”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和工具。
合上笔记本，陈怀锦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海德公园在夜色中静谧的轮廓。伦敦的第一天，以一场冷雨和一段沉重的历史开启。但这绝非沮丧的开始，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和更深沉动力的萌芽。欧洲之旅的第一站，已然在他和苏晓雨的心中，刻下了超越观光与购物的、关乎文化根源与使命的烙印。前方的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方向，似乎更加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