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继续下移，落在那张伪造的《死婴处理同意书》上。
那个原本应该由家属签字的地方，盖着一枚鲜红的私章。
那印泥的颜色太深了，透着一股子血腥气，即便是在脑海的投影里也显得格外刺眼。
不是许明远，也不是那个倒在泥里的馆长。
那枚私章上的名字，方正、威严，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官僚气息——
“周秉义”。
现任省档案局副局长，那个经常在电视新闻里讲“我们要留住城市记忆”的儒雅官员。
“找到了？”
顾昭亭的声音很轻，他没有看我，而是背对着我，挡住了远处特勤组投来的视线。
“嗯。”我感觉喉咙里像是吞了一把沙子，“签字的人，姓周。”
顾昭亭把那根红尾纸鸢骨重新插回背后的刀鞘，动作慢得像是在擦拭一件易碎的瓷器。
“赵伯刚才跟我说，当年把你抱走的时候，有人在半路拦过。”他抬起头，看着远处已经彻底黑透了的天色，“那人手里拿着你的销户证明，说这孩子在法理上已经是个死人了，带走就是偷尸体。”
“那个拦路的人，后来升得很快。”
夜深了。
特勤组的人拉起了警戒线，暂时撤到了村口的临时指挥部。
麦田里只剩下风吹过秸秆的沙沙声。
我蹲在那个空的“十四”号坑位前，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只银镯子。
那是姥姥留给我的，说是妈妈唯一的遗物。
镯子内侧刻着很小的莲花纹，那是“连着心”的意思。
我把镯子埋进了那个湿泥胚的脚下，抓起一把带着露水的新土盖了上去。
“妈，门关上了。”我轻声说，“谁也别想再开。”
就在这把土盖实的一瞬间，远处那星星点点的麦壳灯像是约好了一样，突然全部熄灭。
整个世界陷入了绝对的黑暗。
只有一盏灯还亮着。
在西北角的沟渠边，也就是之前那个穿着黑雨衣的人消失的方向，一盏昏黄的马灯幽幽地亮了起来。
那光并不刺眼，在一片漆黑中却显得格外妖异。
它不像是在照明，更像是在引路。
我下意识地就要站起来往那边走。
一只温热的大手毫无预兆地按住了我的肩膀。
顾昭亭的手劲很大，像是铁钳一样把我死死钉在原地。
他的呼吸有些重，那是极度戒备时的生理反应。
“别过去。”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在等你认出他。”
我愣住了：“谁？”
“那个雨衣人，刚才跑的时候，左手扶了一下这里。”顾昭亭指了指前面那一棵歪脖子老槐树，“那个高度，那个动作习惯……只有一个人会有。”
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记忆深处的一扇门被顾昭亭这句话强行撞开。
七岁那年，我被关在家里不许出门，每天只能扒着窗户看村口的那棵老槐树。
总有一个男人站在树下看我。
他从来不进村，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手里总是把玩着什么东西。
有一次他给我推秋千，我看见他的左手无名指少了一截，断口平整，像是被什么利器切掉的。
我想起刚刚在泥地里那一瞥。
那个消失在芦苇荡里的黑雨衣背影，左手无名指的位置，空空荡荡。
“他……他不是坏人吗？”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顶涌。
“在这里，坏人和好人的界限，是用活人的命划出来的。”
顾昭亭松开手，目光如刀锋般刮过那盏孤灯，“他没走，是因为他知道明天谁要来。他在用那盏灯告诉你，明天来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阎王。”
远处，那盏马灯闪烁了两下，终于熄灭了。
但紧接着，村口的柏油路尽头，两束惨白得不带一丝温度的远光灯刺破了夜幕。
一辆挂着省城牌照的黑色奥迪，像一口移动的棺材，无声无息地滑进了这片刚刚平静下来的麦田。
“准备好了吗？”顾昭亭整了整衣领，那双总是冷漠的眼睛里泛起了一丝嗜血的笑意，“听证会的主角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