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架被运走后的第三天，秦建国收到一封来自纽约的航空信。信封是米白色的，质地厚实，右上角贴着美国邮票，邮戳清晰。寄信人地址一栏，用规整的钢笔字写着周秉谦在曼哈顿的公寓地址。
秦建国放下手中的工具——他正在为一件民国时期的红木镜台做初步评估——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大约六寸见方，拍得清晰而考究。画面中央，正是那件紫檀博古架，此刻安放在一间光线明亮的书房里。它靠着一面浅米色的墙壁，左侧是一扇落地窗，窗外隐约可见城市的天际线；右侧是一个书架，整齐排列着中英文书籍。博古架前，摆着一张深色皮质扶手椅，椅子上搭着一条暗红色的羊毛毯。
博古架在照片中呈现出与在工棚里时不同的气质。自然光线从侧面洒入，在紫檀木表面投下柔和的光影，那些深褐色的涂层在光影中显得不再突兀，反而像是刻意为之的装饰元素，为整体增添了岁月的层次感。博古架上没有放置任何古董或装饰品，空空如也，仿佛在等待，又仿佛在展示自身的纯粹。
照片背面，用同样的钢笔字写着两行中文：
“已安顿。甚好。
周秉谦 甲戌年秋”
甲戌年。1994年。秦建国默算了一下。他将照片在手中停留片刻，然后起身走到工作台旁，打开抽屉，取出一个硬皮文件夹。文件夹里已有数十张照片，都是他修复过的文物在修复前后的对比记录。他将这张新照片小心地放入一个空白页，在页眉写下：“清中期紫檀博古架，修复完成状态，安置于委托人书房。1994年秋。”
做完这些，他回到镜台前，却一时难以集中精神。那张照片中的书房，那扇窗外的城市轮廓，那个空置的博古架，都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仿佛能透过照片，看见周秉谦坐在那张扶手椅上，静静凝视着这件承载家族记忆的家具的模样。
他摇摇头，试图将注意力拉回眼前的工作。镜台是典型的民国样式，红木材质，雕工精细，但表面有数道深划痕，一面镜子碎裂，几个抽屉的导轨损坏。委托人是一位中年女士，说是祖母的嫁妆，希望修复后作为自己的梳妆台使用。
秦建国拿起放大镜，仔细检查划痕的深度和走向。划痕很规整，像是被某种利器反复刮擦所致，不像是无意间的损伤。他轻轻触摸那些痕迹，忽然想起紫檀博古架上那些被刻意涂抹的污垢和漆灰。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物品，却似乎都承载着相似的命运——被损伤，被遮掩，被试图遗忘，却又在某个时刻被重新记起，被要求修复。
他放下放大镜，拿起评估单，开始记录镜台的现状和修复建议。但思绪仍不时飘向那张照片，飘向纽约的那个书房，飘向那件此刻正沐浴在异国秋阳中的紫檀博古架。
曼哈顿上西区，周秉谦的公寓位于一栋二十年代建成的石砌建筑中。公寓不大，约八十平米，但层高优越，采光良好。书房是整间公寓阳光最好的房间，朝南的落地窗占据了整面墙，窗外可见远处中央公园的树冠，更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
博古架被安置在书房东墙，与窗户呈垂直角度。这是周秉谦精心选择的位置——早晨，阳光从侧面斜射进来，刚好照亮博古架的正面雕刻；午后，光线变得柔和均匀，整个家具沉浸在温暖的光晕中；傍晚，夕阳的余晖会从西窗透入，在紫檀木表面投下长长的影子。
从博古架运来的第一天起，周秉谦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清晨，在喝第一杯茶时，他会坐在那张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它。有时看十分钟，有时看半小时。不看手机，不读书报，只是看着。
起初，他看的是整体：那流畅的线条，那温润的光泽，那华美重生的模样。但渐渐地，他的目光开始聚焦于细节——那些秦建国特意保留的“伤疤”。
立柱中段的深褐色漆灰，粗糙不平，与周围光滑的紫檀木形成鲜明对比。周秉谦记得父亲说过，那是他在1937年秋天，用最劣质的材料匆匆刮上去的。当时战火逼近，时间紧迫，父亲甚至来不及将漆灰刮平，只是厚厚地涂了一层又一层，目的只有一个：让它看起来廉价、破旧、不值得注意。
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漆灰依然牢固地附着在木材上，颜色变得更深，质地更加坚硬。周秉谦有时会想，当年父亲刮漆灰时，是怎样的心情？是无奈，是痛惜，还是带着一种“留得青山在”的决绝？
他的目光移到背部那些特殊痕迹上。秦建国的修复记录里详细描述了这些发现：矩形刻痕，圆形色差区，疑似标签或装饰物固定点的痕迹。周秉谦站起身，走到博古架侧面，从那个角度观察背部。
在自然光线下，那些痕迹更加清晰。特别是右下角那个矩形刻痕，边缘规整，内部有横向分格，左下角还有两个小孔。这确实像是曾经安装过某种标牌或标签的痕迹。
周秉谦努力回忆天津老宅的书房。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个书房是1948年冬天，那时他十五岁。记忆已经模糊，但他依稀记得，书房的墙上似乎挂过一些木制标牌，上面写着古籍的分类或编号。也许其中一块就钉在这件博古架上？
还有那个圆形痕迹，中心有三个小孔。这让他想起老宅里的一种装饰——黄铜雕花的圆形饰板，通常钉在家具或门扇上作为点缀。父亲喜欢这类装饰，书房里似乎有过几件。
但这些痕迹为什么留了下来？如果博古架被刻意污损伪装，为什么没有把这些痕迹也覆盖掉？是疏忽，还是有意保留？
周秉谦回到座位，端起已经微凉的茶，抿了一口。他的目光落在工作台上那个丝绒盒子上。盒子打开着，里面是秦建国发现的那片深褐色硬片。
他拿起硬片，再次就着光线观察背面的图案。这些天来，他已经将这幅图看了无数遍，几乎能闭着眼睛勾勒出每一条线，每一个符号。
天津周家老宅的平面图，或者说，是书房及相邻区域的平面图。父亲亲手绘制的笔迹。那个变体“卍”字符——周家的简化家徽。还有左上角的圆圈标记和数字“7”。
第七号储藏位。地下室。
周秉谦的记忆被触动了。他确实记得老宅有个地下室，入口在厨房后面的储藏间里，很隐蔽，是一扇向下开的厚重木门。小时候，父亲严格禁止孩子们进入地下室，说里面堆满杂物，不安全。他只在战乱时期，见过父亲深夜提着煤油灯下去，又提着一些包裹上来。
如果这个“7”代表第七号储藏位，那么应该还有其他储藏位。第一到第六号在哪里？图纸上没有标注。也许在房子的其他部分？或者，就在这件博古架里？
这个念头让周秉谦心中一紧。秦建国的超声波检测显示博古架有几处微小空隙，主要在榫卯连接处和牙条背部。这些会不会就是“储藏位”？
他放下硬片，起身再次走到博古架前。这次，他不再只是看，而是开始仔细地、系统地检查每一处。手指轻轻抚摸每一个榫卯接缝，每一个装饰件的背面，每一处可能有空隙的区域。
大部分地方都严丝合缝，除了那些已经发现的复合结构和已知空隙。但在检查到右侧立柱与中部横枨的榫卯连接处时，他的手指感觉到了极细微的异常。
这是一个典型的透榫结构，榫头穿过立柱，在另一侧露出约两公分。露出的榫头端面光滑，与立柱表面平齐，看起来毫无特别。但周秉谦注意到，榫头端面的木纹走向，与立柱的木纹有极细微的不协调。差异小到几乎无法察觉，若非特意寻找，绝不会注意到。
他拿来放大镜，凑近仔细观察。在放大镜下，差异变得明显：榫头端面的木纹是垂直走向，而周围立柱的木纹是斜向走向。这不是同一块木材应有的纹理关系。
更重要的是，榫头端面与立柱的接缝处，有一条极细的、颜色略深的线，环绕整个榫头。这条线太规整了，不像是自然开裂或磨损。
周秉谦的心跳加快了。他拿来一把小号的手术刀——秦建国留给他的，用于精细检查——将刀尖轻轻插入那条细缝。
刀尖进入约一毫米后，遇到了阻力。不是木材的阻力，而是某种胶状物的弹性阻力。他稍稍加力，刀尖继续深入，阻力均匀，像是切入了一层软质材料。
突然，“咔”一声极轻微的响动，榫头端面竟然向内凹陷了约半毫米！
周秉谦立刻停手，深吸一口气。这不是普通的榫卯结构。榫头端面是一个活动的盖板，
他小心地移动手术刀，沿着那条细缝缓缓划动。一圈划完后，他用刀尖轻轻撬动榫头端面的一角。盖板松动了。他用手指捏住边缘，缓缓向上提起。
盖板被完整取下，露出是精心加工而成。洞底，有一个小小的、用油纸包裹的物件。
周秉谦的手微微颤抖。他拿来镊子，小心地将油纸包夹出，放在工作台的白绢上。油纸已经泛黄变脆，但保存得相当完好。他用镊子轻轻展开包裹。
里面是一枚印章。
印章材质是寿山石，约两公分见方，高一寸半。印钮雕刻成螭虎造型，线条流畅，神态生动。印面阴刻篆书，周秉谦辨认出是“周氏鉴藏”四个字。印章侧面，刻有细小的年款：“光绪壬辰年制”。1892年。
这是祖父的收藏印。周秉谦记得父亲提起过，祖父有多枚收藏印，用于钤印他收藏的书画古籍。这枚“周氏鉴藏”是其中最常用的一枚。
他轻轻拿起印章，触手温润。印面朱砂残留的红色已经暗淡，但依然可见。一百多年的时光，凝结在这方小小的石头里。
印章为什么会藏在这里？是父亲在战乱时特意隐藏的？为什么选择这枚印章？其他印章呢？还有，既然这里有一个隐藏空间，其他地方会不会也有？
周秉谦将印章小心地放在一旁，开始系统性地检查博古架的其他榫卯结构。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检查了所有十二处主要榫卯连接点。
又发现了三处类似的隐藏空间。
第二处在左侧立柱与顶部横枨的连接处，里面藏着一卷用丝线捆扎的纸卷。纸卷展开，是四幅小小的水墨山水画，每幅不过掌心大小，但笔法精到，意境深远。画上没有落款，只在右下角钤有“周氏鉴藏”印——正是刚刚发现的那枚印章。
第三处在背部中央横枨的榫卯中，藏着一个扁平的银质盒子。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叠剪报，都是民国时期关于文物收藏、古董市场的报道，有些文章旁还有手写的批注，字迹是周秉谦父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