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逵点头。
“幽州军乱，不是第一遭，也不是最后一遭。”王庭凑眼神忽然清明，“你以为节度使风光？不过是坐在火药堆上烤火。兵骄则逐帅，帅强则抗命——这是河朔的铁律。”
“那父亲为何……”
“为何不归顺朝廷？”王庭凑苦笑，“因为归顺的，死得更快。田弘正怎么死的？他归顺朝廷，结果被部下所杀。刘悟怎么死的？也是部下造反。”
他松开手，望着帐顶：“但为父看明白了，这么下去，迟早也是个死。不是死在部下手里，就是死在朝廷大军手里——虽然朝廷如今也没什么大军了。”
王元逵默然。
“所以为父给你留了条路。”王庭凑的声音越来越轻，“我死了，你即刻上书朝廷，请袭节度使。不是‘自领’，是‘请袭’。姿态要低，言辞要恭，贡赋要厚。那些骄兵悍将，该杀的杀，该赏的赏——但别用自己的名义，用朝廷的名义。”
“父亲是说……”
“借朝廷的旗号，办自己的事。”王庭凑闭上眼，“记住了：现在归顺朝廷，不是真的归顺，是……换张皮。”
七日后，王庭凑的死讯传到长安。紫宸殿上，文武百官已准备好听“成德复叛”的消息。谁知驿马送来的，竟是王元逵亲笔所书的奏表。
“臣元逵顿首：父庭凑蒙国恩镇成德，本应尽忠竭节，然性愚钝，多有违忤。今父既殁，臣不敢自专，伏乞陛下赐节钺，使臣得效犬马。成德历年贡赋，臣已命清点，不日押送京师……”
朝堂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皇帝愣了半天，才问宰相：“这……是真是假？”
宰相沉吟：“王元逵自幼在京为质，与其父不同。或许……是真心的？”
“真心？”有老臣冷笑，“河朔藩镇，何来真心？不过是见幽州生乱，怕祸及自身罢了。”
但无论如何，朝廷还是顺水推舟，授了王元逵成德节度使的节钺。毕竟，这是二十年来，成德镇第一次“恭顺”地请袭。
王元逵接旨那日，在府中大宴将校。酒酣耳热时，他的堂兄王绍懿拍案而起：“元逵！叔父尸骨未寒，你就向长安摇尾乞怜，对得起王氏列祖列宗吗？”
满堂寂静。
王元逵放下酒杯，慢慢起身。他走到堂兄面前，忽然一笑：“绍懿兄说得对。来，这第一杯酒，敬父亲——敬他老人家，保了成德二十年平安。”
众人举杯。
“第二杯，”王元逵续道，“敬在座诸位——敬诸位随先父东征西讨，才有成德今日。”
气氛稍缓。
“第三杯，”他声音陡然转冷，“敬那些觉得我王元逵软弱可欺的人。”他环视全场，“幽州杨志诚怎么死的，诸位都知道。是他不够强？不，是他没弄清楚，谁才是成德真正的主人。”
他走到王绍懿身边，按着他的肩膀坐下：“绍懿兄，你说我摇尾乞怜。那我问你：是咱们自己关起门来称王称霸，最后像杨志诚一样被部下所逐好，还是借朝廷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执掌大权好？”
王绍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长安的圣旨，在成德就是一张纸。”王元逵的声音传遍大厅，“但这张纸，能让我调兵时名正言顺，能让我诛杀叛逆时理直气壮。诸位，”他举起酒杯，“从今往后，成德的事，还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只不过，要换个说法。”
将领们面面相觑，忽然都明白了。哄笑声中，酒杯碰在一起。
只有几个老将低头饮酒，心中暗叹：这世道，连造反都要讲究名正言顺了。
## 司马光说
臣光曰：河朔之乱，非一日之寒。自安史以降，藩镇拥兵自重，已历数世。杨志诚之逐，不过“兵骄逐帅”旧戏重演；王元逵之顺，亦非真心向化，乃审时度势之策。朝廷不能制，反加授节钺，此所谓名器假人，威权下移。呜呼！中央之衰，非敌强而我弱，实纲纪弛废，政令不行。使太宗、玄宗之世，焉有藩镇敢如此耶？然则王元逵之智，亦不可不察——彼知逆潮而行必覆舟，故顺风张帆，虽非忠贞，亦得保全。乱世存身，岂易事哉？
作者说
读这段历史，我常想起一个有趣的悖论：那些最嚣张的藩镇，往往死得最快；而懂得“低头”的，反而能长久立足。王元逵的“归顺”，表面上是在向长安叩首，实则是在向现实低头——他看清了“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虽然这话要等千年后才有人说出），也看清了“叛将”这顶帽子的危险性。
更耐人寻味的是，唐朝朝堂对此心知肚明，却仍要配合演出这场“归顺大戏”。因为朝廷也需要这个台阶：既然无力削藩，那么藩镇愿意表面称臣，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这像极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谋——双方都知道对方在演戏，但都假装相信戏是真的。
杨志诚的悲剧在于，他连戏都懒得演。在一个人人戴面具的时代，他偏要以真面目示人，结果成了众矢之的。而王元逵深谙“形式即内容”的道理：有时候，姿态本身比实质更重要。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历史上那些“跋扈”的政权往往短命，而懂得“绥靖”与“妥协”的反能绵延。不是后者更道德，而是他们更懂人性的复杂与政治的弹性。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不存在时，“名分”就成了最重要的博弈工具——谁能更好地利用这套话语体系，谁就能在乱局中多一分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