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从后半夜开始下的。
起初是雨夹雪，滴滴答答敲在教会医院地下室那扇窄小的气窗上，后来雨声渐弱，只剩下雪籽簌簌的轻响。高志杰躺在行军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滩因为潮湿形成的霉斑，左肩传来的痛感一阵紧过一阵。
子弹取出来了，就在六个小时前。那个叫施密特的德国医生用简陋的器械在他肩头切开、探查、夹出弹头，整个过程没打麻药——不是没有，是不能用。枪伤必须保密，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药物使用都要避免。
“你得忍着。”施密特操着生硬的中文说，额头上全是汗，“我这里没有吗啡。”
高志杰咬着一块折叠起来的毛巾，点了点头。手术刀切开皮肉时他闷哼了一声，手指死死抠进床板的缝隙里，指甲劈了，血渗进木头纹理里。但他没动，也没发出更大的声音。隔壁就是医院的杂物间，再往上两层是病房，住着真正的病人和值班护士。
不能让人听见。
手术做完，施密特给他包扎好，用酒精擦了擦手：“你需要抗生素。但我这里只有磺胺粉，效果不好。”
“够了。”高志杰吐出毛巾，声音嘶哑，“谢谢。”
施密特看着他，蓝眼睛里神色复杂：“我不问你是谁，也不问谁开枪打你。但你要知道，如果日本宪兵查到这里——”他顿了顿，“我会说你是偷东西被打伤的流浪汉。”
“明白。”高志杰闭上眼睛，“我就是流浪汉。”
脚步声离开，地下室的门轻轻关上。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有左肩上火辣辣的疼痛，以及脑子里不停回放的画面——
码头的枪声。楚君的呼喊。蜂群扑向宪兵时金属翅膀的嗡鸣。跳进黄浦江刺骨的寒冷。还有最后，他把那枚黑色芯片扔进江水时，掌心残留的冰凉触感。
都结束了。
那些精巧的、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造物，此刻应该躺在江底，或者被冲进东海，慢慢锈蚀成毫无意义的废铁。而他躺在这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像一条受伤的野狗，连舔舐伤口都要小心翼翼。
窗外天光渐亮。高志杰艰难地侧过身，透过气窗看向外面。雪还在下，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白，覆盖在对面棚户区的屋顶上。几个早起拾荒的人影在巷子里晃动，缩着脖子，破棉袄上落满雪。
“作孽哦，噶冷的天气。”一个苍老的声音飘进来，是上海本地话，“屋里厢煤球都没几块了。”
“有口热水吃就不错了。”另一个声音接话，“听说闸北那边昨日又冻死两个老人......”
声音渐渐远去。高志杰收回目光，重新躺平。肩上的伤口随着动作一阵抽痛，他倒吸一口凉气。
地下室的门忽然被推开一条缝。
高志杰瞬间绷紧身体，右手摸向枕头下方——那里藏着一把手术剪，是施密特“遗忘”在这里的。
“是我。”施密特端着个托盘进来，上面放着两片黑面包和一碗冒着热气的汤，“早餐。汤是土豆和卷心菜煮的，没什么营养，但能让你暖和点。”
高志杰放松下来，撑着坐起：“麻烦你了。”
“麻烦？”施密特把托盘放在床边的小木箱上，自己拖了把凳子坐下，“我妻子是中国人。三年前，她因为藏了一本禁书，被76号抓走。我托了所有关系，花了所有积蓄，最后只领回一具尸体。”
他说话时语气平静，像是在陈述别人的事：“所以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帮你了吗？”
高志杰沉默地端起汤碗。汤很淡，几乎没放盐，但热气透过碗壁传到掌心，带来一丝真实的暖意。
“你伤口有感染迹象。”施密特指了指他的左肩，“下午我得给你换药。另外，你得尽快离开——地下室虽然隐蔽，但每周一清洁工都会下来取东西。今天是周六，你还有一天半时间。”
“我明天晚上走。”
“去哪儿？”
高志杰没回答，只是慢慢喝着汤。他能去哪儿？所有联络点都断了，老鹰拿走了图纸，军统这条线彻底结束。地下党那边......楚君应该已经到苏北了，但他不能去。他的脸在上海滩太“熟”，76号、特高课、甚至日本商社的人都见过他。
他现在是“死人”。报纸上登了，“前76号电务处技术专员高志杰，乘船赴港途中遭遇风暴，不幸罹难”。
一个死人，能去哪儿？
“如果你没地方去，”施密特忽然说，“我在法租界有套小公寓，空着。钥匙在这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铜钥匙，放在托盘边上，“地址是福煦路1027号，三楼。但你记住——我不会再出现，也不会再帮你。这是最后一次。”
高志杰盯着那把钥匙，很久才开口：“为什么？”
“因为我还相信人性。”施密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白大褂的衣领，“也因为，我妻子如果还活着，她会希望我这么做。”
说完，他转身离开，门再次轻轻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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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苏北。
林楚君坐在窑洞口的木凳上，戴着耳机，手指在电键上快速敲击。她的动作还有些生疏，偶尔会敲错码，但比起一个月前已经熟练太多。
“小林，歇会儿吧。”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端着搪瓷缸走过来，递给她，“喝点热水。”
“谢谢张姐。”林楚君摘下耳机，接过缸子。热水很烫，她小口小口喝着，热气模糊了视线。
“想上海了？”张姐在她旁边坐下，也端着个缸子。
“有点。”林楚君诚实地说。她确实想念——不是想念百乐门的舞会，不是想念霞飞路的咖啡馆，而是想念那个人，想念那些并肩作战的夜晚，想念他修长的手指摆弄那些精巧机械时专注的侧脸。
“正常。”张姐笑笑，“我刚从上海过来时，连着半个月梦见外滩的钟声。但你看现在——”她指着窑洞外一片忙碌的景象，战士们正在操练，老乡们赶着驴车运送物资，远处的山梁上红旗在晨风中飘扬，“这里才是我们的家。”
林楚君点点头。她明白。这里的人说话有口音，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土炕，但她能睡踏实觉——不用时刻警惕门外的脚步声，不用在舞会上强颜欢笑，不用担心说错一句话就暴露身份。
可她心里总有一块是空的。
“张姐，”她忽然问，“你说......如果一个人为了完成任务，必须抹掉自己所有的痕迹，甚至连最珍视的东西都要亲手毁掉，他会是什么感觉？”
张姐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看着她：“他会痛苦。但痛苦之后，他会明白——有些东西比个人的珍视更重要。就像你和我，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不也是抹掉了在上海的身份和过去吗？”
林楚君低下头，看着缸子里晃荡的水面。水面倒映出她的脸，比在上海时瘦了，也黑了，但眼睛里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