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她轻声说。
远处传来集合哨声。张姐拍拍她的肩：“走吧，上午还有译电训练。政委说最近敌占区的情报量很大，我们得抓紧学。”
林楚君重新戴上耳机，手指抚过冰冷的电键。这个动作让她想起高志杰调试控制器时的样子。他总是那么专注，那么......孤独。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敲击电键。滴滴答答的声音在窑洞里回荡，像心跳，像密语，像那些永远不能宣之于口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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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上海教会医院地下室。
施密特来给高志杰换药。绷带拆开时，伤口暴露在空气中——红肿，边缘有些发黄，是感染的迹象。
“情况不太好。”施密特皱着眉，用镊子夹起沾了碘酒的棉球，“你得有心理准备，如果感染扩散......”
“我撑得住。”高志杰咬着牙，额头上渗出冷汗。碘酒触碰到伤口时，剧痛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他浑身肌肉都绷紧了。
施密特快速清理伤口，重新撒上磺胺粉，用干净的纱布包扎好：“今晚你必须离开。体温已经开始升高了，再待下去你会昏迷，到时候我想送你都送不了。”
“我晚上八点走。”
“去哪儿？”
“福煦路1027号。”高志杰说，“你的公寓。”
施密特点点头，从药箱里拿出几片药：“这是退烧的，难受时吃一片。还有——”他又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是磺胺片，每天两次，每次两片。记住，多喝水。”
高志杰接过药，握在手心。纸包很轻，但此刻却沉甸甸的。
“施密特医生，”他忽然说，“你救了我，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知道。”德国人收拾着药箱，头也没抬，“但我更怕的是，如果我不救你，将来我会看不起自己。”
说完，他提起药箱：“八点整，医院后门。我会在那里放一辆旧自行车，钥匙在车篮里。你骑车走，不要回头，也不要再来这里。”
“谢谢。”
施密特走到门口，停住脚步：“还有一件事——昨天下午，有两个76号的人来医院‘巡查’。他们问最近有没有收治枪伤病人。我说没有，他们信了。但他们不会只来一次。”
高志杰的心沉了沉。
“所以，八点。”施密特重复道，拉开门走了出去。
地下室重新陷入寂静。高志杰靠在床头，听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发烧的症状开始明显了，头重脚轻，视野有些模糊。他摸出怀表——下午三点四十分。
还有四个多小时。
他强迫自己思考接下来的计划:福煦路的公寓不能长住，最多三天。三天内，他必须搞到新的身份证明，搞到钱，搞到离开上海的船票或者路条。去哪里？香港？重庆？还是......
脑海里闪过林楚君的脸。她应该到苏北了。根据地的条件肯定艰苦，她从小娇生惯养，能适应吗？
“傻瓜，”他低声骂自己，“她比你坚强。”
窗外传来孩子们的笑声。高志杰挪到气窗边，看见对面棚户区的空地上，几个孩子正在雪地里追逐打闹。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小脸冻得通红，但笑容灿烂。
一个稍大点的男孩捏了个雪球，扔向同伴。雪球在空中划出弧线，散开，像一朵短暂的白花。
高志杰看着，忽然想起去年的冬天。也是初雪，他和楚君从百乐门出来，她穿着貂皮大衣，伸出手接雪花，笑着说:“志杰你看，像不像碎钻？”
那时他还是76号的技术精英，是各方拉拢的对象，是游走在刀尖却自以为掌控一切的“幽灵”。
现在呢？
现在他躺在地下室里，伤口感染发着烧，身上除了施密特给的几片药和一把钥匙，一无所有。那些精巧的机械昆虫成了江底的废铁，图纸送到了重庆，楚君远在苏北，而他——
他还活着。
这就够了。
高志杰躺回床上，闭上眼睛。高烧带来的眩晕像潮水一样涌来，他感觉自己在下沉，沉入黑暗的深海。但深海里有光，微弱，但固执地亮着。
那是楚君的眼睛。
是阿四在桥洞下生起的火堆。
是施密特放在托盘上的那把钥匙。
是窑洞里滴滴答答的电报声。
是这片土地上，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在黑暗中点燃的、微不足道的火苗。
雪还在下。
窗外，上海的初雪覆盖了租界的洋楼，覆盖了苏州河的污浊，覆盖了码头上的血迹，也覆盖了棚户区那些艰难求生的身影。它把一切肮脏和苦难都暂时掩埋，只留下一片刺眼的白。
但这白不会持续太久。太阳总会出来，雪总会化，而化雪时，那些被掩埋的东西会重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些会更脏，有些，会生出新的芽。
高志杰在昏睡中皱了皱眉，左手无意识地按在胸前。那里贴身藏着最后一样东西:一张小小的照片，是楚君去年生日时拍的。照片上她穿着旗袍，站在外滩的栏杆边，回头笑着。
照片背面，是她娟秀的字迹:
“待云开雪霁时。”
他握紧了照片，掌心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