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筷落在青花瓷盘上，发出一声轻响。梁启超终于还是没忍住，抬眼看向主位的芬恩，压着嗓子开口，哪怕明知这雅间隔音极好，也依旧放低了声线，字字都裹着压不住的愤懑与焦灼：“芬恩先生，最近几天，日置益已经私下见了曹汝霖不下五次了！”
他放在桌下的手死死攥着，指节绷得发白。任谁都清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那纸带着血腥味的 “二十一条”，硬生生拍在了大总统府的案上，如今频频密会外交次长曹汝霖，每一次闭门相见，都是拿着刀，一刀一刀往中国的主权上割。
席间其余三人皆缄了声，齐齐将目光投向了芬恩。
芬恩指尖漫不经心地摩挲着水晶杯壁，抬眼时眉梢挑着一抹似笑非笑，目光扫过面前四张沉郁的面孔，嗤笑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戏谑：“嘿！我还以为，你们会一直忍着，在这庆云楼里只吃酒谈文，半句不聊这些糟心事呢？”
梁启超脸上的愤懑猛地一滞，喉间翻涌的千言万语，生生卡在了半路。
“这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芬恩笑了笑，身体微微向后靠在椅背上，拿起公筷，不紧不慢地从暖锅里夹了一块冻豆腐放进自己碗里，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这楼里的菜色，“日本人素来擅长玩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把戏，收买、操控几个亲近他们的软骨头，给我们添些堵、造些麻烦，再正常不过。他们若是不做这些手脚，我才真要提心吊胆。”
“你早就料到了？那你是不是早有对策？”
陈独秀骤然开口，一双眼睛在暖光里亮得惊人，像淬了火的剑。他刚从日本归国不久，正憋着一股劲要给这麻木的国度撕开一道口子，眼里容不得半分苟且，更容不得日本人这般堂而皇之地凿穿中国的国门。他说着，便将面前温好的花雕酒一饮而尽，杯底重重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芬恩闻言耸了耸肩，摊开手，语气坦诚得不留半分余地：“如果你说的是对付日本的全盘法子，说实话，我没有。”
这话一出，席间的空气又沉了几分，暖锅沸腾的咕嘟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一直沉默着的李大钊忽然开了口。他是这群人里最素净极简的一个，不吸烟、不饮酒，面前的花雕酒杯自始至终纹丝未动，只摆着一杯清茶，一身布衣洗得边角发白，却偏偏有着最敏锐的洞察力。众人只听见芬恩话里的敷衍，他却精准地捕捉到了那语气深处藏不住的、几乎要溢出来的情绪。
“芬恩先生，你对日本，似乎不只是寻常的警惕，倒像是带着极深的厌恶？”
芬恩闻言，端起酒杯轻轻嘬了一口白兰地，琥珀色的酒液滑过喉咙，他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斟酌措辞，再开口时，语气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的精准：“也不能说是厌恶吧，大概是…… 憎恶，或者说，恶心？”
“噗 ——”
旁边一直默然捻着花生米、冷眼饮酒的鲁迅，差点被一口花雕酒呛得背过气去。他弓着身，拿手帕捂着嘴，一阵剧烈的咳嗽，连耳根都呛得红了，半晌才平复下来，抬起头，一双带着红血丝的眼睛看向芬恩，语气里满是难以置信：“芬恩，你确定你的中文没有问题？还是在美国待得时间太久了，分不清这几个词的轻重了？”
芬恩没反驳，只指尖轻轻摩挲着下巴，沉吟了片刻，抬眼时目光里没了半分戏谑，扫过席间众人，字字清晰，掷地有声：“或许这几个词的立意是有些模糊，那我换一个词。”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不共戴天。”
这话一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三人皆是一愣，随即面面相觑，眼里都带着几分无语与荒诞。只当他是酒意上涌，在这酒席上说了句玩笑话 —— 中日之间纵然积怨已深，纵然马关条约的血痕未干、日俄战争的硝烟仍在中国的土地上未散，可 “不共戴天” 四个字，终究太重了，重得像这庆云楼里顶梁的柱子，压得人喘不过气。
唯有梁启超，没有笑。
他定定地看着芬恩，眸光沉沉，翻涌着旁人看不懂的复杂情绪。二人今日是在这庆云楼里第一次见面，却绝非第一次打交道。远在大洋彼岸时，他便听过这个神秘男人的名字，更知道他与孙中山素来交往甚密。而自己当年身为保皇派核心，与革命党人势同水火，甚至几度针锋相对。
他心里咯噔一下，率先打破了这诡异的沉默，放在桌下的手微微收紧，语气里带着几分克制的试探，与文人骨子里的风骨：“芬恩先生，如果是当年在美国，我与保皇党有什么冒犯的地方，我可以道歉，也可以即刻离开这庆云楼！但家国大事面前，还请你不要开这种性命攸关的玩笑！”
芬恩端着酒杯的手微微顿住，看着梁启超紧绷的侧脸，愣了几秒才恍然失笑，摇了摇头，将酒杯放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哦！我想你们误会了！”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坦荡，“我并不是因为梁先生当年是保皇派，追杀孙先生，所以才在这里胡言乱语的！”
“事实上，你跟孙先生，应该算是同类人。” 芬恩的目光落在梁启超身上，带着几分公允的评判，“你们走的路不同，选的法子不一样，可你们的目的，都是救国。只不过，你们又都有点理想主义的天真罢了。不过我保证，孙先生从来都没有记恨过你。”
“至于我的话，我可以说，如果今天坐在这庆云楼雅间里的，是康有为的话，你们根本就进不来这个屋门！”
一句话，戳破了那层师徒反目的窗纸，也让席间的气氛，又添了几分难言的凝滞。
谁都知道，“康梁” 二字，曾是戊戌年间响彻全国的名字。
梁启超十八岁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万木草堂里接过维新变法的火种，成了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成了戊戌维新运动最核心的副手。变法惨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二人一同流亡日本，共同创办报刊、组建保皇会，推动君主立宪运动。“康梁” 并称，是同生共死的师徒与战友。
1902 到 1903 年，梁启超在海外接触西方新思想，也结识了孙文清等革命党人，一度倾向革命排满，与康有为 “保皇保教” 的主张，生出了第一次严重的龃龉。可在康有为的严词训斥与师门压力下，梁启超最终作了检讨，暂时回归保皇阵营。那次分歧，不过是思想上的一次摩擦，从未动摇过二人同盟的根基。
可大清覆灭，共和初立，这对相伴半生的师徒，终究是走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