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连奎和于瞎子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门外。王汉彰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到窗前。
哆咪士道的夜晚很安静。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把法国梧桐的影子拉得很长。远处，租界的霓虹还在闪烁，红的绿的，明明灭灭，像这个城市永不熄灭的欲望。
明天，自己就要结婚了。
他想起父亲。那个脾气火爆但心地善良的修造厂工人，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如果他还活着，看见儿子娶媳妇，会是什么表情？大概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子，行啊，比老子强！”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杀掉横路敬一时，手抖得握不住刀。想起趴在臭水沟里一整夜，差点喂了蚊子。想起第一次见到詹姆士，那个英国人笑眯眯地说：“王，你是一个聪明人。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
自己发了财，成了天津卫有头有脸的人物。
然后呢？然后他发现自己还是那个扛麻包的少年，只不过麻包换成了别的——责任，算计，周旋，妥协。更重，更沉，压得他喘不过气。
敲门声突然响起。很轻，但很清晰。
“谁？”
“是我。”母亲的声音。
王汉彰走过去，打开门。
母亲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青花瓷碗，碗里是冒着热气的银耳羹。她抬头看着儿子，眼睛里有关切，也有一种他看不懂的复杂。
“于大师走了？”她问。
“嗯，跟老安走了。”王汉彰接过碗，“您怎么还不睡？”
母亲没回答，走进书房，在椅子上坐下。她看着桌上的烟灰缸，里面已经有好几个烟蒂了。
“少抽点，”她说，“伤身子。”
王汉彰点点头，端着碗站在窗前，没喝。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汉彰，你……是不是心里不痛快？”
王汉彰转过头，看着她。母亲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她的脸比以前瘦了，颧骨凸出来，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只有那双眼睛，还是他从小熟悉的眼神——关切，担忧，还有一点他永远读不懂的东西。
“没有。”王汉彰摇了摇头，“就是有点累。”
母亲看着他，没说话。良久，她站起身，走到他身边，伸手理了理他的衣领。那只手粗糙，布满老茧和裂口，但动作很轻，很柔。
“汉彰，”她说，“妈知道，你不愿意这门亲事。”
王汉彰的手一紧。
“你从小就倔，不乐意的事，打死也不干。”母亲继续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小时候你在外面闯了祸，你爹往死里打你，你愣是一声不吭。你爹死后，你非要跟着码头上的那些人混。后来让你别做那些危险的买卖。你心里想的是嘛，妈都知道。”
她抬起头，看着儿子的眼睛。“可这次不一样。若媚那孩子，是个好姑娘。你娶了她，是你的福气。”
王汉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母亲没让他说。
“妈知道，你心里装着别的事。生意上的事，妈不懂。但妈知道，你在外面拼，不容易。妈帮不上你什么，就想着，给你找个知冷知热的人，让你回家能有个热乎饭吃，有个暖被窝睡。”
她的眼眶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你爹死得早，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都知道。妈没别的盼头，就盼着你成家立业，盼着抱孙子。现在总算……总算是有盼头了。”
王汉彰的手攥紧了碗边，指节发白。“妈，”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您别说了。”
母亲点点头，拍拍他的胳膊：“好，不说了。你早点睡，明天还得早起呢。”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汉彰，”她没有回头，背对着他说，“若媚是个好孩子。你……好好待她。”
门轻轻关上。王汉彰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门，看了很久。
碗里的银耳羹渐渐凉了，他没喝。最后他把碗放在桌上，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
夜很深了。哆咪士道上没有行人，只有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像沉默的哨兵。远处，租界的霓虹也渐渐暗了，只有零星几点，像垂死之人微弱的呼吸。
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半夜起来给他掖被角。那时候家里穷，被子薄，冬天冷得睡不着。母亲就把自己的棉袄盖在他身上，自己缩成一团。
想起了父亲死后，母亲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她没哭，只是愣愣地坐在那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她起来给他做饭，说：“汉彰，以后这个家，就得靠你了。”
想起了这些年，他每次出门，母亲都会送到门口，叮嘱他早点回来。他每次回来晚了，母亲屋里的灯都亮着，等他。
他欠母亲的，这辈子还不清。
王汉彰点了一支烟。火光在黑暗中亮起，照亮他疲惫的脸，然后又暗下去。只剩下烟头的红光，在夜色中明明灭灭，像他飘摇不定的命运。
马场道西段，赵家。赵若媚也没睡。
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窗户开着一条缝，深秋的夜风挤进来，带着丝丝凉意。她穿着那件大红的中衣，头发披散着，对着镜子看了自己很久。
镜子里的人，脸色有些苍白，眼睛
明天，她就要嫁人了。嫁给那个从小认识的王汉彰。嫁给那个替她抢回毽子的男孩，那个说要替自己拔创的少年，那个从日本人手里救回她命的男人。
也嫁给那个范老师说“需要争取”的人。
她想起范老师说的话。“如果你选择嫁给他，这不一定是妥协，不一定是对命运的认输。它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