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父亲的骨灰坛请回家中供奉。
几周后，寂静的深夜里开始传来规律而轻微的敲击声，笃、笃、笃，清晰地从那冰冷的瓷坛内部响起。
求助法师，他面色骤变：“他想出来。记住，千万、千万不要对他说‘爹，你回来了’。”
我忍了又忍，终于在又一次听到那执拗的敲击声时，精神崩溃，对着坛子哽咽道：“爹，是你回来了吗？”
敲击声戛然而止。
死寂之中，我听到自家坚实的防盗门外，传来了沉重而熟悉的脚步声，正一级一级，踏上楼梯。
我将父亲的骨灰坛请回家那天，是个阴沉的下午。天灰得像一块用了太久、忘了漂洗的抹布，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不透一丝光。坛子不大，是那种最常见的白瓷，釉面冰凉，触手生寒，上面什么花纹也没有，光秃秃的，透着一种廉价的、敷衍的哀伤。它被装在一个同样廉价的黑色绒布提袋里，由公墓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递给我，仿佛递过来的不是一捧骨殖，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寄存物品。
“放高处，清净些的地方，别对着床和门。”工作人员最后交代了一句，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
我点头，接过袋子。比想象中轻，轻得让人心慌。这就是一个人最后全部的重量了？那个曾经高大、沉默，肩膀能扛起煤气罐走上六楼不喘大气的男人，如今就浓缩在这区区几斤重的瓷坛里。一路上，我把它抱在怀里，小心翼翼地，怕颠簸，怕磕碰，更怕那里面细微的、属于父亲的“存在”感到不适。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低沉的嗡鸣。我把提袋放在副驾驶座上，用安全带轻轻固定，像个易碎品。是的，易碎品。人本身，就是最易碎的东西。
回到家，我将骨灰坛安放在书房靠墙的多宝阁最高一层。那里原本放着一个仿制的青花瓷瓶，被我挪开了。书架顶上落了一层薄灰，我仔细擦干净，才将白瓷坛端正地摆上去。书房不大，朝北，平日里就阴凉，此刻更是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寒意。坛子静静地立在那里，沉默着，与周围的书、摆件格格不入。它像一个突然嵌入我生活日常的异物，一个不容忽视的、象征着绝对终结的句点。
母亲早逝，父亲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我们之间话不多，他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爱意深藏在严厉甚至有些粗粝的外表之下。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医院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里，他瘦得脱了形，手上扎着针，看见我，浑浊的眼睛动了动，嘴唇嚅嗫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用尽最后力气，极其轻微地，拍了拍我的手背。那触感，干燥、粗糙，带着生命急速流逝的凉意，至今还烙印在我皮肤上。
头七，三七，我都按规矩点了香，摆了简单的清水和糕点，对着那冰冷的瓷坛鞠躬。青烟袅袅，扭曲着上升，很快消散在空气里，带不走屋里的半分冷清。香烛燃烧的气味混合着旧书纸张的味道，沉淀出一种奇异又窒闷的氛围。我并没有感到多少所谓的“慰藉”或“连接”，只有一种空茫的、钝刀子割肉般的痛楚，以及面对这具体又抽象的“遗骸”时，无所适从的尴尬。
事情开始不对劲，是在骨灰坛请回家大约两周后的一个夜里。
那段时间我睡眠一直很浅，容易被细微的声响惊醒。那天凌晨，大概两三点钟的光景，万籁俱寂，连楼下马路偶尔碾过的夜车声都消失了。我正陷在一团乱麻似的浅梦里，忽然，一个声音像细针一样，刺破了厚重的寂静。
笃。
很轻，很短促，带着一种坚硬的质感。
我眼皮动了动，没完全醒，意识漂浮在睡与醒的边缘。
笃。
又一声。间隔差不多，力度也差不多。
我迷迷糊糊地想，是楼上邻居掉东西了？还是楼下……不对，这声音的方位……
笃。
第三声。这一次，我彻底清醒了。心脏在胸腔里猛地一缩，耳朵不由自主地竖了起来。夜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嗡嗡声。我屏住呼吸，全身的感官都聚焦在听觉上。
没有声音了。
难道是幻听？最近精神压力太大，又总是沉浸在丧父的哀伤里，出现幻听也不是不可能。我这么安慰着自己，重新闭上眼，试图找回刚才的睡意。
就在我精神稍微松懈的那一刻——笃、笃、笃。
连续三声！比刚才清晰得多，规律得多！声音的来源……我猛地睁开眼，在黑暗中，直直地望向书房的方向。没错，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从那个多宝阁的最高一层，从那个冰冷的、沉默的白瓷坛内部！
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连头发根似乎都竖了起来。我僵在床上，一动不动，连眼皮都不敢眨，死死地盯着书房门框那片更深的黑暗。耳朵里全是自己疯狂擂鼓般的心跳声，咚咚咚，几乎要盖过一切。
没有声音了。那诡异的敲击声再没响起。
后半夜，我睁着眼睛到天亮。冷汗浸湿了睡衣，粘腻地贴在背上。我不敢动，不敢开灯，甚至不敢大声呼吸，仿佛任何一点微小的动静，都会惊动那个……那个坛子里的东西。
天光终于艰难地挤进窗帘缝隙，房间里逐渐有了模糊的轮廓。熟悉的家具形状驱散了些许夜晚的恐怖。我几乎是滚下床的，双腿发软，踉跄着走到书房门口，啪地按亮了灯。
惨白的日光灯管闪烁了几下，稳定下来，照亮了整个书房。多宝阁上的白瓷坛静静地立在那里，在灯光下泛着冷漠的光。和昨天、和之前的每一天，没有任何区别。我死死盯着它，一步步挪过去，凑得很近，近到能看见瓷釉表面极其细微的、烧制时留下的气孔。坛口封着暗红色的绸布，系着同样颜色的丝绳，打着死结，结上还贴着一张小小的、印着模糊符咒的黄纸。一切完好无损。
我伸出手，指尖颤抖着，轻轻触碰了一下冰凉的坛壁。毫无异样。昨晚那清晰得可怕的敲击声，难道真的是我濒临崩溃的神经制造出的幻觉？
白天，我试图用理智说服自己。是水管的声音？是老房子楼板热胀冷缩？是老鼠？虽然我住三楼，从未见过老鼠踪迹，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我找遍了所有可能的解释，一个个提出，又一个个被自己否定。那声音的质感，那种从“内部”发出的、带着明确意图的“叩问”，与任何寻常的环境噪音都截然不同。
然而，阳光是最好的镇静剂。忙碌的工作，喧嚣的人声，车水马龙的街道，都在一点点稀释夜晚的恐惧。等到晚上下班回家，看着暮色四合，那种不安又悄然漫了上来，但我仍强自镇定，告诉自己，一定是听错了。
可惜，自欺欺人在第二个夜晚就被彻底粉碎。
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凌晨的死寂再次被打破。
笃、笃、笃。
不急不缓，清晰坚定。就是从骨灰坛里传出来的。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猛地拧亮床头灯，跳下床，冲进书房，啪地打开了书房的灯。灯光大亮，一切无所遁形。坛子依旧，封口完好。敲击声在我开灯的瞬间，戛然而止。
我站在书房中央，喘着粗气，死死瞪着那个坛子，冷汗又一次冒了出来。不是幻听。绝对不是。有东西在里面。那个念头一旦清晰，就像毒藤一样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
接下来的几天，成了地狱般的循环。每当夜深人静，那敲击声便会准时响起，有时三五下，有时持续十几秒，规律得让人发疯。它不再躲藏，仿佛知道我已经察觉，甚至带着一种越来越明确的……催促感。我试过在白天检查骨灰坛，甚至想打开看看“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毛骨悚然”，但封口的丝绳和黄符完好如初，我终究没敢动手。我也试过在夜晚开着所有灯睡觉，或者戴着耳塞，但毫无用处。灯光驱不散那声音来源的诡异感，而耳塞……那声音似乎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而是直接响在我的脑子里，我的骨头缝里。
我迅速憔悴下去，眼窝深陷，脸色青白，白天工作魂不守舍，夜晚瞪着眼睛等待那催命符般的敲击声。同事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含糊以对。我知道，我快要撑不住了。必须做点什么。
经人辗转介绍，我找到了一位据说有些本事的法师。不是寺庙里那种常见的和尚，而是在城市边缘一条僻静巷子里，开着一间不起眼香烛店的老人。店面昏暗，堆满各种纸扎、香烛、神像，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檀香和纸张陈腐的味道。老人很瘦，穿着灰色的旧式褂子，眼睛不大，但看人时有种穿透力，让我不太敢直视。
我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地把情况说了一遍，重点描述了那夜半坛中的敲击声。老人一直安静地听着，手里捻着一串乌黑的念珠，脸上没什么表情。直到我说完，他才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让我如坠冰窟。
他的脸色，在我提到“敲击声”和“骨灰坛”时，微不可察地变了一下，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深沉的、了然的凝重，甚至夹杂着一丝极其细微的……忌讳。
“你父亲，”他开口，声音沙哑干涩，像枯叶摩擦，“是怎么过身的？”
我愣了一下，忙答：“是肝癌，查出来就是晚期，熬了半年多，最后是在医院里……”
“走的时候，安详吗？”他又问。
安详？我想起父亲最后干瘦如柴、被疼痛折磨得变了形的脸，那双浑浊眼睛里未尽的话语，还有他拍在我手背上那冰冷的一下。我摇了摇头，喉咙发紧：“不算……很安详。他……好像还有话想说。”
老人缓缓点了点头，捻动念珠的手指停了一下。“这就对了。”他叹了口气，那口气息里带着浓浓的香烛味，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心中有挂碍，有执念，或者……有未了的愿，就不肯真正离开。这骨灰坛，于亡者而言，是最后的居所，也是囚笼。”
“那……那敲击声是？”我的声音有些抖。
“他想出来。”老人直截了当，四个字像四块冰砸在我心上。
“出来？出来……做什么？”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人摇摇头：“这谁说得准。或许是舍不得你，想再看看；或许是有什么未了的事，想交代；也或许……”他顿了顿，眼神变得异常锐利，盯着我，“只是单纯的，不甘心就这么走了，被拘在那方寸之地。”
我被他的眼神看得后退了半步。“法师，那……那我该怎么办？能不能做个法事，超度一下，让我父亲安息？”
“超度自然要做。”老人沉吟着，“但在此之前，有一件事，你千万要记住，无论如何，必须做到。”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每个字都说得极其缓慢、清晰、沉重，仿佛要用尽力气刻进我的脑子里，“夜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不管那声音如何响，如何求你，甚至……你感觉他好像就在你面前，你也绝对、绝对不能对那坛子，说一句话。”
“什么话？”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老人一字一顿，近乎耳语，却又带着雷霆般的警告：
“千万，千万，不要说——‘爹，你回来了’。”
我浑身一颤，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满全身。“为……为什么？”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老人突然提高了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严厉，眼神里甚至闪过一丝惊悸，“记住！这话是‘钥匙’！是‘应答’！你一旦说了，就等于承认他‘回来’了，等于……从里面，给他开了门！”
开了门？给谁开门？一个骨灰坛？我的父亲？混乱和极致的恐惧攫住了我，让我几乎无法思考，只能机械地点头。
“记住了吗？”老人不放心地又追问一句，目光如炬。
“记……记住了。”我声音干涩。
“回去，准备些祭品，挑个日子，我来做场法事，送他一程。在这之前，稳住心神，就当什么也没听见。切记！切记！”他连说了两个切记，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浑浑噩噩地离开那间昏暗的香烛店，走在午后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老人的警告像一道冰冷的符咒，紧紧贴在我的魂魄上。“千万不能说……”“是钥匙……”“开了门……”这些话语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与夜半那清晰的“笃笃”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和弦。
回到家，面对那个寂静的白瓷坛，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盛放遗骸的容器，而成了一个潜在的、不可预测的“界门”。我知道里面有东西，知道他想出来，而我被严厉告诫，绝不能给予任何回应。这种明明知晓却必须强行无视的状态，比单纯的恐惧更加折磨人。
我按照老人的吩咐，准备了香烛纸钱，水果糕点，跟他约好了三天后的晚上来做法事。这三天，成了我生命中最漫长、最难熬的七十二小时。
夜晚如期降临，寂静也如期而至。然后，那声音也如期响起。
笃、笃、笃。
它似乎知道“时限”将至，变得更加执着，更加……富有韵律。不再是试探性的轻叩，而是一种稳定的、持续的敲击，不快，但每一下都敲打在我最紧绷的神经上。它不再局限于凌晨两三点，开始提前，有时我刚躺下不久，有时甚至天色还未完全黑透。它响响停停，停停响响，像是一个极有耐心的囚徒，在反复叩问着牢门。
我紧紧蜷缩在被子里，用枕头捂住耳朵，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老人的警告在耳边轰鸣。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我像念经一样在心里重复。汗水浸湿了床单，心跳声大得我自己都害怕。那坛中的敲击声，却穿透一切屏障，直接钻进我的脑海，钻进我的骨髓。
第二天夜里，情况似乎有些变化。敲击声依旧，但在那规律的“笃笃”声间隙，我好像……听到了一丝别的动静。极其微弱，模糊不清，像隔着厚厚的玻璃和水流，窸窸窣窣的，又像是……极轻的叹息，或者呢喃。
是我的名字吗？还是别的什么？
我猛地甩头，强迫自己不去分辨。幻觉，一定是幻觉！是过度紧张导致的幻听！
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去听。那窸窣声，那模糊的呢喃，像冰冷的蛛丝，缠绕着我的听觉神经，一点点收紧。敲击声也变得时而急促，时而缓慢，仿佛带着某种情绪——焦躁？恳求？还是……越来越浓的不耐烦？
第三天，做法事的前夜。我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白天像个游魂，无法集中精神做任何事。眼睛布满血丝，看什么东西都仿佛蒙着一层灰翳。房间里似乎总萦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冷冰冰的气息，像地下室的霉味，又像陈年灰尘的味道，让我不由自主地看向书房那个方向。
夜幕，像一块浸透了墨汁的厚重绒布，缓缓覆盖下来。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没开大灯，只留了一盏昏暗的壁灯。房间里的一切都拖着长长的、扭曲的阴影。我死死盯着书房门，仿佛那里随时会走出什么。时间一分一秒地爬行，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死寂。今晚格外的安静。连往常窗外偶尔的夜鸟啼鸣或远处隐约的车声都消失了。世界好像被抽成了真空，只剩下我粗重而不安的呼吸声，以及血液冲撞太阳穴的轰鸣。
这种绝对的安静，比那敲击声更让我恐惧。它在酝酿什么？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吗？
就在我精神紧绷到几乎要断裂的临界点时……
笃。
一声。清晰，干脆，从书房传来。
我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像拉满的弓弦。
笃。
第二声。比刚才更响一点。
我捂住耳朵，闭上眼睛，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笃、笃、笃……
开始了！又开始了！而且，这一次，声音里似乎带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一种近乎粗暴的催促。每一声，都像敲打在我的头骨上，震得我脑仁发麻。与此同时，那窸窸窣窣的声音也变大了，更清晰了，仿佛……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那冰冷的瓷坛内部，用指甲，用指骨，轻轻地、持续地刮擦着内壁。
嘎吱……吱……
轻微的，令人牙酸的刮擦声，混杂在规律的敲击声里。
我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土崩瓦解。连日来的恐惧、焦虑、睡眠不足、精神重压，还有对父亲复杂的思念与愧疚，所有情绪混合成一股毁灭性的洪流，冲垮了理智的堤坝。
不要再敲了！不要再刮了！爹！是你吗？是你吗？！你到底要怎样？！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在心里疯狂地嘶吼，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极致的恐惧到了顶点，反而催生出一股破罐子破摔的、带着哭腔的愤怒和绝望。
就在那敲击声又一次重重落下，那刮擦声也骤然变得尖利刺耳的瞬间——我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像一具被无形丝线拉扯的木偶，跌跌撞撞地冲向书房。我甚至没有开灯，借着客厅壁灯透进来的微弱光亮，扑到多宝阁前，双手死死抓住冰冷的架子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抬起头，眼睛赤红，布满泪水，视线模糊地瞪着高处那个在阴影中只显出一个惨白轮廓的瓷坛。
所有的警告，所有的禁忌，所有的恐惧，在这一刻都被那疯狂滋长的、想要结束一切的冲动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