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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眼神很奇怪。不是活人看人的眼神，像屠户看案上的肉——在估量肥瘦，算计从哪下刀更省力。
“你等等。”他说，“有块肉快送来了。”
我等了。
集上人来人往，脚步匆忙，置办年货的、兜售福字的、扛着甘蔗麻糖的。声音很嘈杂，但那些声音隔着一层似的，进不到肉摊方圆三尺。我低头看脚下，脚边有滩水渍，不是血水，是清水，干净得不像卖肉的地方该有的。
不知过了多久，灰衣人说：“来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集口走来两个人。打头的是个老太太，蓝布棉袄，黑裤黑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她身后跟个男人，推着辆独轮车，车上盖块白布，布下鼓鼓囊囊。
老太太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踏实在了，却听不见脚步声。
她走到摊前，冲灰衣人点点头，又转向我。
我认识她。
去年腊月二十六，我和潇潇赶到医院时，岳母已经不会说话了。心电监护仪拉成一条直线，潇潇趴在她身上哭，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把手往哪放。
那时老太太躺病床上，瘦成一把枯骨，眼睛闭着，嘴角却像噙着笑意。
现在她站在肉摊前，面色红润，眼皮微微耷拉，像从前每个来家里过年的腊月。
“陈默。”她开口，嗓音沙沙的，“割肉啊。”
我说不出话。
她没等我回答，转向灰衣人：“我那份呢？”
灰衣人从案下拎出个油纸包，解开一角。老太太探头看了看，点点头，那油纸包便被递到独轮车上。
她这才又看我，嘴角慢慢弯起来。
“今年该你了。”
我不懂。
她往独轮车上那团白布努努嘴：“去年的我，今年的你。一家出一个，轮到谁就是谁。”
车上的白布被风吹起一角。
我看见
是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蜷缩成胎儿形状的身体。皮肤惨白，没有血色，关节处泛着青紫，像猪肉放久了。那张脸朝向另一边，看不见五官，只露出一只耳朵。耳垂上有颗黑痣。
我的耳垂上，也有一颗。
“今年二十六。”老太太说，“年年二十六。你妈走得早，前年是你爸，大前年是你奶奶。明年——”
她顿了顿，看我身后。
我回头。
集上依然人来人往，喧闹喜庆。小贩卖力地吆喝，孩童举着风车追逐，没有人看我们这边。没有人。
独轮车的轱辘碾过冻土，吱呀吱呀远了。
我低头。
脚下那滩清水已结成薄冰，冰面映着灰白的天。
肉案后空无一人。
三块肉整整齐齐码在案上，白是白，红是红，像刚宰杀分割完毕。我拎起案角那把秤，秤砣冰凉刺骨，刻着四个字：
割年肉，年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