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国推辞：“林厅长，这……”
“不是给你的，给你爱人治病。算我借你的，以后有钱了再还。”
刘卫国眼圈红了，接过信封，朝林国栋敬了个礼——虽然穿着保安服，但那个军礼，依然标准。
深圳。
赵红旗的出租车停在路边，司机正靠在车边吃盒饭。五十多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但眼睛很亮，一看就是那种经历过事的人。
“赵红旗同志？”
赵红旗抬头，上下打量林国栋：“林厅长吧？彪哥和卫国都给我打电话了。上车说吧。”
出租车里，赵红旗开着车在市区转悠，这样说话不引人注意。
“林厅长，冷军的事，我知道一些，那会儿，冷军给我打过电话，说他在东莞卧底，发现了一条大鱼。”
“什么大鱼？”
“一个教授，姓赵，冷军说，这个教授表面上教书育人，背地里跟黑帮勾结，还牵扯境外资金。他让我帮忙查这个教授的背景。”
“你查到了？”
“查到了一部分。”赵红旗在一个红灯前停下。
“这个教授叫赵育良，省城师范大学的，门生遍天下。冷军说，这个人很危险，要是动了他，会牵扯很多人。”
绿灯亮了，车子继续往前开。
“后来呢？”小陈追问。
“后来冷军就出事了，我听说他暴露了，被黑帮处决了。再后来，赵育良还是那个赵教授，现在好像退休了，但影响力还在。”
林国栋心里翻江倒海。果然，冷军早就盯上赵育良了。
“赵红旗同志，你有证据吗？”
“没有。”赵红旗摇头，“我就是个开出租的，能有什么证据？但林厅长，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冷军死之前，给1985部队的老领导寄过一份材料。”
“什么材料？”
“不知道，但我猜，应该是关于赵育良的。冷军那小子做事认真，肯定会留后手。”
林国栋精神一振：“那位老领导收到材料了吗？”
“应该收到，但我听说，材料被人截了。冷军死后没多久，1985部队的档案就被封存了，老领导也退了。”
又是一个死胡同。
车子在一个老旧小区门口停下：“林厅长，到了。我就住这儿，要不要上去坐坐？”
林国栋跟着上楼。
赵红旗的家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张照片，是几个年轻人的合影，背景是雪山。
“这是在西藏拍的。”赵红旗指着照片，“我们去执行任务，抓一个跨境走私团伙。零下二十度，在雪地里趴了三天三夜。”
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清澈，笑容灿烂。
“现在这些人呢？”小陈问。
“死的死，散的散，有的转业进了国企，后来下岗了。有的自己做生意，赔了。有的像我一样，开出租、当保安、打零工。林厅长，不怕你笑话，我们1985部队出来的人，混得最好的，是个开火锅店的。”
林国栋不知道该说什么。
“其实我们要求不高，能吃饱穿暖，有病能治，就行。可有时候连这些都难。就说我吧，开车十几年，腰椎间盘突出，坐久了疼得睡不着。去医院看，医生说要做手术，三万块。我哪有？”
小陈脱口而出：“医保呢？”
“医保报销一部分，自己还得掏一万多，我儿子在上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就两万。我哪敢做手术？忍着呗。”
林国栋看着这个曾经在雪地里趴三天三夜都不喊苦的硬汉，现在被生活压弯了腰，心里那股火越烧越旺。
他来的时候，带着功利心——找这些人，是为了给老领导施压，为了扳倒赵育良。
可现在，看着王德彪的修理铺、刘卫国的保安亭、赵红旗的出租车，林国栋突然觉得，扳倒赵育良很重要，但让这些英雄过上好日子，同样重要。
不，更重要。
“赵红旗同志，你放心。”林国栋站起来，“你们的事，我管定了。不光是为了冷军，也为了你们这些还在喘气的人。”
赵红旗愣住了：“林厅长，你……”
“我也是军人的儿子，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转业后在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临死前说，他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说，活着的人，得替死去的人活好。”
赵红旗眼圈红了。
离开深圳时，林国栋在车上沉默了很长时间。
小陈小心翼翼地问：“林厅，还继续找吗？名单上还有九个人。”
“找，一个一个找，一个不漏。找到后，做两件事：第一，收集赵育良的线索；第二，整理这些老兵的生活现状。”
“整理这些干什么？”
“向上反映。”
林国栋看着窗外飞逝的城市，“两个小人物的案子扳不倒赵育良。但如果我们手里有十几个、几十个被遗忘的英雄，有他们的血泪控诉，那就不一样了。”
“可是林厅，上面会管吗？”
“不管也得管，我们是保护人民的。如果连保护过人民的人都保护不了，我们还穿这身警服干什么？”
小陈不说话了，只是用力点头。
回到省城时，已经是晚上十点。林国栋没回家，直接回了办公室。
他打开电脑，开始写报告——不是关于赵育良的，而是关于1985部队老兵的。
标题是：《关于部分退役军人生活困难情况的调研报告》。
第一段，林国栋写道：“他们在最好的年纪为国戍边、出生入死，却在中年时被生活压垮了脊梁。这不是某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群体的困境……”
写到凌晨三点，林国栋才停笔。
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国栋啊，当官要凭良心。良心这东西，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林国栋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点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