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十年三月十五，马尼拉，巴石河北岸的华人社区。
夜雨滂沱，豆大的雨点敲打着帕利安区那些低矮的木屋瓦片，在泥泞的街道上汇成浑浊的水流。这个被西班牙人称为“帕利安”的地方，是马尼拉华人聚居区，三万华人挤在不到两平方里的区域内，房屋挨着房屋，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
午夜子时，大多数房屋已经熄灯。但社区深处，一座不起眼的关帝庙后殿，却透出微弱的光。
二十几个人影陆续闪进庙门。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进殿后脱下湿漉漉的外衣，露出或苍老或年轻的面孔。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沉默地走向后殿，推开一扇隐蔽的木门，沿着石阶往下走。
地下室不大，约莫三丈见方，墙壁是土坯砌成，挂着几盏油灯。正中央摆着一张褪色的关公像，香炉里插着三炷香，青烟袅袅。空气潮湿而压抑，混合着泥土、香火和汗水的味道。
最后进来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姓陈，名安，字静之。他是这个华人社区最年长的几位老人之一，也是今晚集会的召集人。陈安脱下蓑衣，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青色长衫。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先走到关公像前，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香。
所有人都看着他。
等香插稳，陈安转过身，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张脸。有皱纹深刻的老者，有神色凝重的中年，也有眼中燃烧着火焰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商人，有工匠，有农夫，甚至有两个穿着西班牙仆役服装的混血儿——但此刻，他们都是华人，都是等待着某个消息的同胞。
“都到齐了？”陈安声音沙哑。
一个三十来岁、脸上有道刀疤的汉子点头：“陈伯，能来的都来了。外头留了六个兄弟把风，西班牙巡逻队半个时辰前刚过去，下一班要一个时辰后。”
这汉子叫林铁，是社区自卫队的头领。说是自卫队，其实就是十几个会拳脚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防备土着混混和西班牙士兵的骚扰。
陈安点点头，在唯一的椅子上坐下。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积蓄力量。许久，才缓缓开口：
“台湾，光复了。”
短短五个字，像惊雷在地下室炸响。
有几个年轻人差点喊出声，被旁边的人死死按住。但他们的眼睛瞬间红了，身体在微微颤抖。
“消息确凿？”一个四十多岁、商人打扮的中年人问。他叫许文远，在城里有间布店，是华人社区里少数能和西班牙官员说得上话的人。
“确凿。”陈安从怀中取出一封信，纸张已经磨损，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八天前，从台湾来的商船带回来的。郑成功将军——现在是靖海侯了——去年腊月攻克热兰遮城，荷兰人投降。现在台湾设了一府四县，大明龙旗插遍全岛。”
他将信递给许文远。许文远接过，凑到油灯下细看，手开始发抖。
信是用闽南语写的，内容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
“……腊月二十四，热兰遮城破，揆一降。台岛尽复，侯爷受封靖海侯，赐丹书铁券。今移民十万，屯田二十万，水师战舰三百，控海疆万里。南洋诸夷震恐，马尼拉西夷夜不能寐。望我吕宋同胞早做准备，待王师南下，共雪百年之耻……”
“百年之耻……”许文远喃喃重复这四个字，突然泪流满面。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那是二十年前，父亲躺在病榻上，握着他的手说：“文远，记住，1603年，马尼拉杀了我们两万五千人。血债，一定要还。”
那时许文远还年轻，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念念不忘四十年前的旧事。但现在，他明白了。
有些事，一代人忘不了，下一代人也忘不了。
信在众人手中传阅。每传到一个人手里，那人的反应都差不多——先是震惊，然后是狂喜，最后是哭泣。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在狭窄的地下室里回荡。
等所有人都看完，陈安缓缓站起，走到关公像旁的一个旧木箱前。箱子用铜锁锁着，锁上锈迹斑斑。
陈安从腰间解下一把钥匙，插进锁孔。生锈的锁舌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终于“咔嗒”一声弹开。
他打开箱盖。
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几件叠放整齐的旧衣服。最上面，是一件深褐色的短褂，布料粗糙，已经褪色，但依然能看出原本是靛蓝色。
陈安颤抖着双手，捧出那件短褂，展开。
油灯光下，所有人都看清楚了——短褂的前襟、袖口、下摆，有大片大片的暗红色污渍。那不是染料，是血。干涸了四十年的血。
“这是……”林铁声音发颤。
“这是我父亲的血衣。”陈安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万历三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603年，他穿着这件褂子，死在圣地亚哥堡外的刑场上。那年我二十三岁，躲在帕利安区的下水道里，躲了三天三夜。出来时，巴石河的水是红的，漂满了尸体。”
他将血衣高高举起，让每一个人都看清楚。
“那一年的马尼拉，有两万五千个华人被杀。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西班牙士兵和土着暴民冲进帕利安区，见人就杀。教堂的钟声敲了一整夜，不是祈祷，是屠杀开始的信号。”
陈安的眼睛在油灯下闪着光，不是泪光，是一种冰冷的、燃烧了四十年的火焰。
“为什么？”一个年轻人问，他叫陈青，是陈安的孙子，今年才十八岁，“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
“因为我们太富，又太多。”回答的是许文远，他擦干眼泪，声音恢复了平静，“华人勤劳，会做生意，控制了马尼拉的大部分商业。西班牙人眼红，又害怕我们人多势众。所以找了个借口——说我们勾结荷兰人，要造反——然后就开始屠杀。”
他顿了顿，补充道：“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574年，林凤将军进攻马尼拉失败后，西班牙人就杀过一次华人。1603年是第二次。后来1639年，因为加征税款，又杀了一次。每一次，都是几万条人命。”
地下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年轻人们瞪大眼睛，他们听说过那些故事，但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那血衣上的血迹，那发黄的信件，老人们眼中永不熄灭的恨意。
“我父亲临死前，把这件衣服交给我。”陈安将血衣小心翼翼地放回箱子，但没关上箱盖，“他说，安儿，记住今天。记住西班牙人怎么杀我们，记住他们怎么把华人的头挂在城墙上示众，记住他们怎么把尸体扔进巴石河喂鱼。记住，然后活下去，等到报仇的那一天。”
他转过身，面对众人：“四十年了。我今年六十三岁，以为这辈子等不到了。但现在……郑成功了，台湾光复了，大明的水师就在三百里外。”
“陈伯！”林铁猛地站起，眼中燃烧着火焰，“您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只要能为祖宗报仇，我林铁这条命不要了！”
“对！报仇！”
“等王师来，我们里应外合！”
年轻人们群情激愤，有几个已经握紧了拳头。
但许文远摆摆手：“冷静。报仇不是拼命就能成的。西班牙人在马尼拉有两千守军，有要塞，有战舰。我们呢？三万华人，手无寸铁，分散在帕利安区和各处种植园。硬拼，只能是送死。”
“那许叔你说怎么办？难道继续忍？”陈青红着眼睛问。
“不是忍，是准备。”许文远看向陈安，“陈伯今天召集大家来，应该已经有了计划。”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陈安身上。
老人缓缓坐下，从箱子里又取出一件东西——一张手绘的马尼拉城防图。图纸很旧，但标注详细：王城城墙的厚度，科雷希多岛炮台的位置，甲米地军港的布局，甚至标注了火药库、粮仓、水源地。
“这张图，我画了二十年。”陈安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可闻，“每次进城送货，每次去总督府办事，我都会留心。城墙哪里厚哪里薄，炮台朝向哪里，守军什么时候换岗，巡逻队走什么路线……一点一点记在心里，回来画在图上。”
他将图纸摊在桌上，油灯的光照在上面，那些线条仿佛有了生命。
“你们看。”陈安的手指在图上移动，“王城有四个门，北门最弱，因为面向巴石河，守军认为不需要太强的防御。科雷希多岛的炮台主要对着海面，对湾内的控制力有限。甲米地军港的战舰，每月十五和三十会出港训练，那时港内最空虚。”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我们要做的，不是现在拼命，是等。”
“等什么？”
“等郑侯爷的舰队。”陈安的眼睛亮得吓人，“等王师南下。那时候，我们就能派上用场——我们可以带路，可以打开城门，可以破坏炮台，可以在西班牙人背后捅刀子。”
林铁激动得浑身发抖：“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快了。”陈安望向东方，仿佛能透过厚厚的地面、穿过茫茫大海，看到台湾的方向，“郑侯爷刚收复台湾，需要时间整备。但不会太久，半年，最多一年。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准备。”
他顿了顿，开始分配任务：“许文远，你负责联络城里的商人，尤其是那些给西班牙官员供货的。打听消息，摸清西班牙人的动向。林铁，你训练自卫队，不要用刀枪，就用棍棒，练体能，练配合。陈青，你们年轻人，去联络各个种植园的华工，告诉他们台湾光复的消息，但千万要小心，别让西班牙监工发现。”
“那您呢，陈伯？”
“我？”陈安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苍凉，“我去见见其他几个社区的老人。1603年活下来的，还有七个。我们要把这张图复制七份，每个人保管一份。这样就算有人出事，图也不会丢。”
地下室再次陷入沉默，但这次的沉默里有了力量。
雨声从地面传来，淅淅沥沥，像是无数先人的低语。
集会接近尾声时，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三长两短，是约定的暗号。
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林铁一个箭步冲到门边，低声问：“谁？”
“我，阿福。”外面是个少年的声音，“有情况。”
林铁打开门，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闪进来，浑身湿透，气喘吁吁。他是陈青的表弟，负责在外围望风。
“怎么了？”陈安沉声问。
“刚才……刚才西班牙巡逻队又折回来了。”阿福上气不接下气，“不是例行巡逻，是专门来帕利安区的。带队的是桑切斯将军的副官，他们挨家挨户敲门，说是搜查走私货物，但我看不像……”
“搜查到哪儿了？”
“刚进街口，离这里还有两百步。”阿福咽了口唾沫，“而且……而且他们带了翻译，是唐璜。”
听到“唐璜”这个名字，好几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唐璜是华人社区的败类。他本名黄大富，四十年前屠杀时，他给西班牙人当向导，专门指认藏匿的华人。靠着出卖同胞，他活了下来，还混了个翻译的差事，娶了土着女人，现在住在王城里，俨然以“西班牙人”自居。
“这个狗汉奸！”陈青咬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