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丙戌年，正月十六（1946年2月17日）。上海。
年味儿还没完全散去，但十六铺码头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喧嚣和忙碌。苦力们喊着号子装卸货物，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黄浦江上汽笛声声，空气中混杂着江水腥气、煤烟味和早春特有的、带着寒意的潮湿。
“周记南北货行”的门板已经卸下，周瑾瑜穿着半旧的棉袍，正在柜台后整理着刚送来的几袋山东花生。他动作不紧不慢，神情专注，完全是一个勤恳小老板的模样。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过去这二十多天，是怎样一种如履薄冰的状态。
腊月廿三那晚收到预警烟蒂后，他立刻采取了行动。他没有慌乱，而是按照原计划，在晚上九点半左右，锁好店门，提着一个空麻袋，打着哈欠，像是要去附近相熟的货栈“看看夜里有没刚到的好货”，晃晃悠悠地走出了巷子。
他故意没有走远，就在附近几条街转悠，偶尔停下来跟相熟的店家或摊贩闲聊几句，抱怨两句年关生意难做，打听下节后行情。他的目光却像雷达一样，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他很快确认，至少有两拨人在注意他。一拨是明显的地痞模样，蹲在巷口抽烟，目光时不时瞟向“周记”方向，很可能是阿四手下或者收了钱来盯梢的。另一拨则隐蔽得多，是坐在对面茶馆二楼窗边的两个人，穿着普通的长衫，看似喝茶聊天，但视线很少离开他的店铺和他本人。那晚对面裁缝铺二楼闪过的微光，很可能就是他们。
周瑾瑜心里有了数。危险确实存在，而且至少来自两个方向：本地帮派势力的觊觎 ，以及更专业的、目的不明的监视者 。
他没有立刻采取激烈对抗。接下来的日子，他表现得一切如常。白天认真做生意，对阿四依旧客气但保持距离，对阿祥的雇佣也继续。晚上则更加警惕，在店铺前后门都做了简易的警报装置 ，阁楼的窗户也用厚布帘遮得严严实实。
他也在暗中观察。他发现那茶馆二楼的监视者，并非全天候，而是不定时出现，似乎更关注他与哪些人接触，特别是陌生面孔。而地痞的盯梢则松散得多，更像是例行公事。
周瑾瑜判断，专业监视者的威胁更大，但他们似乎还没有掌握确凿证据，只是在做外围调查。他必须尽快弄清楚他们的来意，并设法化解或转移这种关注。
转机出现在正月初十。那天，阿四又晃悠过来，这次不是收钱，而是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说：“周老板，有桩‘大生意’，不知道你敢不敢接？”
周瑾瑜心里警惕，面上却露出感兴趣的样子：“四哥说的什么生意？”
“有一批从北边来的皮货，羊皮，成色不错，量不小。”阿四凑得更近，“货主急着脱手，价格比市面低两成。就是……来路有点‘野’，没正经税票。你敢不敢吃下？敢的话，我牵线，你出钱，赚了咱们对半分。”
周瑾瑜立刻明白，这很可能是走私货，甚至是赃物。阿四这是想拉他下水，或者试探他的胆量和背景。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机会——如果他表现出足够的“胆识”和“贪财”，或许能更快地融入本地的灰色地带，从而让那些专业监视者觉得他不过是个想发财的普通商人。
他故意犹豫了一下，搓着手：“两成利……是不小。可这没税票，万一被查……”
“哎呀，有我四哥在，这一片谁查？”阿四拍着胸脯，“你就说干不干吧！不干我找别人了。”
“干！”周瑾瑜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不过四哥，这本金……我一时凑不齐太多，能不能先吃下一半？看看行情再说？”
阿四打量了他一下，似乎觉得这个回答既贪婪又谨慎，很符合一个小商人的心态，便点点头：“行，一半就一半。明天我带你去见货主。”
这笔所谓的“皮货生意”后来并没有真正成交 ，但周瑾瑜通过这次接触，向阿四和可能监视他的人，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周明轩是个想赚钱、有点小胆量、但也知道分寸的生意人。
或许是这个信号起了作用，也或许是年节期间各方都松懈了，正月十五过后，周瑾瑜发现，茶馆二楼的监视者出现的频率明显降低了，地痞的盯梢也几乎消失。预警烟蒂所提示的“危险临近”，似乎暂时解除了，或者转移了目标。
但他不敢掉以轻心。他知道，潜伏者的安全，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
此刻，他刚把花生分装好，阿祥就扛着一袋东西进来了：“周老板，你要的麻袋买回来了，最便宜的那种，二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