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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同一间会议室，同一张长桌，但气氛明显不同了。
昨天的会议决定了战略转向，今天的会议则将决定具体的战术路径。
窗外的阳光更加炽烈，透过拱窗在地板上投下近乎白色的光斑。
空气闷热，即使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也几乎没有一丝风。
林今天来得稍早，他坐在昨天的位置上，面前摊开着厚厚一摞手写文件。
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德国共产党议会斗争指导纲要（草案）》，字迹工整，但边缘布满了修改的笔迹和增加的批注。
旁边的几张纸上则画满了各种图表：
组织结构图、信息流示意图、时间推进表。
人们陆续进入会议室。
与昨天相比，今天与会者的表情更加严肃，眼神中多了一种审视和权衡的意味。
关于是否参加国会选举的提议已经在党内高层中传开，一夜之间引发了激烈的私下争论。
卢森堡和约吉希斯一同进入，两人低声交谈着什么。
皮克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眼镜和放大镜，开始仔细阅读一份法律文件——那是最新的《魏玛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
蔡特金坐在他对面，正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偶尔抬头看看墙上巨大的柏林地图。
当最后一位委员落座，会议室的门被关上，卢森堡宣布会议开始。
“同志们，今天我们将继续昨天的讨论。”
她开门见山，“关于在党的主要力量转入地下的同时，是否组建国会选举代表团、参加即将到来的大选，以及如何开展议会斗争的问题。”
“林同志，请你详细阐述你的方案。”
林站起身。
他没有立刻走向黑板，而是先环视了一圈会议室。
他能感觉到，今天的与会者大致分成了三个阵营——虽然没有人公开站队，但从他们的坐姿、眼神、记录的动作中，已经能看出明显的倾向性。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平稳，“在详细阐述方案之前，我想先明确一点：”
“我们讨论的不是‘是否要走议会道路’，而是‘如何利用议会这个战场’。”
他走到黑板前，擦掉了昨天留下的所有字迹。干净的黑板像一块等待书写的空白史页。
“首先，我提出第一个核心理念：演讲作为武器。”
他用粉笔写下这个标题，力道很大，粉笔在黑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如果我们进入国会，每一次发言都应该经过精心设计——但不是直接激烈的革命号召，而是具有引导性的阶级分析和政治启蒙。”
他转过身，面对大家。
“举例来说，当议会讨论失业救济法案时，我们不应该直接高喊‘打倒资本主义’，而应该这样说——”
林稍微调整了一下站姿，模仿议员演讲的姿态，声音变得更具穿透力，但措辞严谨克制：
“尊敬的议长先生，各位议员先生女士，今天我们讨论失业救济问题。”
“数据显示，柏林目前有超过三十万人失业，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可能超过两百万。”
“这是个人的失败吗？我想不是。”
“这更像是某种系统性问题的体现。”
“当工厂因缺乏订单而关闭，当农民因价格暴跌而破产，当商店因民众购买力下降而倒闭，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救济金的数额，更是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林的模仿太逼真了，那种议会演讲的腔调、那种隐藏在客观分析下的引导性质疑，仿佛真的让人置身于国会大厅。
“注意，”林放下演讲姿态，恢复解释的语气，“我们没有直接攻击资本主义，但我们引导听众思考：”
“为什么经济会周期性崩溃？为什么生产力提高的同时贫困却在加剧？这些问题会自然指向制度的深层矛盾。”
“又比如，”林继续举例，“在讨论国防军预算时，我们可以这样发言：‘保障国家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在讨论具体预算前，或许我们应该先明确：’”
“‘我们要保障的是怎样的安全？是边境不受侵犯的安全，还是每一个德国公民免于饥饿和贫困的安全？是军事上的安全，还是经济上、社会上、民生上的安全？’”
“‘当一位退伍士兵因为买不起面包而不得不卖掉他的铁十字勋章时，我们的国家安全是否已经出现了更深层的裂痕？’”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种引导性发言的效果充分显现。
“我们没有直接指责国防军镇压工人，但我们把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并列，把国家尊严与个人尊严联系起来。’”
“‘这种发言会在听众心中埋下思考的种子——特别是那些对现状不满，但还没有完全觉醒的中间阶层。”
林走回座位，喝了一口水，然后再次站起身。
“第二点：质询作为掩护。”
他在黑板上写下第二个标题。
“国会议员有法定的质询权。”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权力，以‘了解情况’、‘履行监督职责’为名，要求政府说明对工人示威的处理程序、政治犯的司法保障情况、自由军团的经费来源透明度、国防军采购的公开招标流程……”
他的眼睛扫过全场。
“这些质询是合法的、看似中立的，政府必须公开答复。”
“而这些答复——无论是真实的、敷衍的还是虚假的——都将成为宝贵的情报来源。”
“我们可以从中分析敌人的动向，掌握他们的弱点，甚至为地下党的营救行动制造法律和舆论上的依据。”
“举个例子，”林继续说，“如果我们质询内政部：‘根据宪法第XX条，公民集会自由受法律保护。’”
“‘请说明政府在处理集会活动时，遵循了哪些具体程序以确保这一权利得到落实？在最近三个月里，有多少集会申请被批准，多少被拒绝，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这种质询表面上是在询问行政程序，实际上是在收集镇压行动的数据，并将政府置于宪法原则的审视之下。”
约吉希斯微微点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提议表现出明确的认同。
作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太清楚这种“合法掩护”的重要性了。
“第三点，”林写下第三个标题，“建立‘合法外衣’。”
这个词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
“国会议员的办公室和邮件享有法律保护，不受随意搜查和扣押。”
“这可以成为绝佳的秘密联络点和文件中转站。”
林的声音降低了一些，变得更加务实，“我们可以建立一套表面合法、实际上为地下党服务的通信网络。”
“议员的公文包、办公室的文件柜、寄往选区的信件……”
“都可以成为传递情报、转移资金、联络人员的掩护。”
他看向格特鲁德，她正坐在后排记录。
“比如，格特鲁德同志可以‘应聘’为议员办公室的秘书或助理，表面上处理日常公务——回复选民来信、安排会面日程、整理议会文件，实际上秘密管理这些‘合法’资源，确保它们安全、高效地为地下斗争服务。”
格特鲁德抬起头，眼睛睁大了。
她显然没有预料到林会直接点她的名，但很快，她的表情从惊讶转为坚定，点了点头。
“第四点，”林写下最后一个标题，“战术妥协以换取战略空间。”
这个提法引起了最大的争议。
“我们可能需要在某些非原则性问题上做出妥协——比如支持某个改善工人福利的法案，即使它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
“为什么？为了换取政治资本，为了建立‘理性’、‘务实’、‘建设性’的形象，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时间。”
林的目光变得锐利。
“同志们，我们需要时间。”
“开姆尼茨基地需要时间建设，地下网络需要时间，军事训练需要时间，武器生产和研发需要时间，群众基础需要时间。”
“如果我们能在议会中通过战术妥协，延缓敌人的镇压步伐，甚至争取到一些实际利益——比如释放部分政治犯、放松对工人集会的限制、增加失业救济——那么这种妥协就是值得的。”
他说完了。
放下粉笔，拍了拍手，白粉在空中飘散，在阳光中像细小的尘埃。
会议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人们消化着这个庞大、细致、审慎而又务实的方案。
终于，第一个人开口了。
“我反对！”
说话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堂弟，同样叫威廉的青年代表。
他只有二十三岁，但已经以激进着称。
“议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参与议会就是承认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就是背叛革命！”
“我们应该全力准备下一次武装起义，而不是在敌人的游戏规则里浪费时间！”
这是第一种声音。
林在心里默默标记。
这些人大多是早期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经历过十一月革命失败的创伤，对议会政治深恶痛绝。
他们需要被说服和转化。
“威廉同志，”林平静地回应，“你说议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
“我同意。”
“但这块‘遮羞布’现在还在，还没有被撕掉。”
“在革命低潮期，在敌人暂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正面冲击这块遮羞布，让自己头破血流，还是利用这块遮羞布提供的掩护，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德国全境。
“看这里，萨克森的工人、鲁尔的矿工、莱茵兰的农民、汉堡的码头工人……”
“他们都还没有完全觉醒，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
“我们需要时间唤醒他们，组织他们。而议会，可以为我们争取这个时间。”
林转过身，直视威廉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