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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早晨八点三十分。
柏林，勃兰登堡门前，气氛诡异得令人窒息。
一支由十二辆黑色轿车和四辆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缓缓驶过这座象征着普鲁士荣光的凯旋门。
车队中央的豪华轿车里，新当选的德国总理古斯塔夫·鲍尔紧张地整理着领结，透过车窗望着这座曾经熟悉的城市。
街道两旁站满了人，但没有任何欢迎的迹象。没有彩旗，没有掌声，没有欢呼。
只有沉默——一种沉重得近乎实质的沉默。
柏林市民们站在人行道上，站在自家窗前，站在店铺门口，用冷漠、审视、甚至带着某种嘲讽的眼神望着这支“凯旋”的车队。
鲍尔擦了擦额头的汗，尽管八月的早晨并不炎热。
“这……这是怎么回事？”
他低声对身旁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说，“我们不是最后履行了协议，把物资都运过去了吗？德共不是已经撤离了吗？”
“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对……”
艾伯特没有说话。这位五十八岁的前鞍具匠、社会民主党元老、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此刻正透过单片眼镜凝视着窗外的景象。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石雕。
车队继续前行，驶向威廉大街——那里是德国政府的核心区域，帝国总理府、外交部、内政部等机构都坐落于此。
道路两旁的行人越来越多，但依然没有任何欢迎的迹象。
相反，那种眼神让鲍尔感到越来越不安——那是一种看死人的眼神，一种看着注定失败的演员登台表演的眼神。
突然，鲍尔的目光被路边什么东西吸引了。
他眯起眼睛，凑近车窗。
起初以为是装饰，或者是某种奇怪的横幅……
但当车队驶近，看清之后，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路灯上吊着人。
不是一具，不是两具，而是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具。
每根路灯杆上，都挂着一个穿着破旧西装或礼服的人体，脖子上套着粗糙的绳索，身体在晨风中轻轻晃动。
每具尸体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粗糙的高帽，胸口挂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粗黑的字体写着：
投机者卡尔·施密特——囤积面粉饿死儿童
工厂主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剥削童工致死
银行家奥托·冯·里希特——放高利贷逼人自杀
容克地主汉斯·冯·阿尔文斯——强占农民土地
一个接一个，一排接一排。
整条威廉大街，从勃兰登堡门到政府大楼，至少悬挂了五十具尸体。
在清晨的阳光下，这些尸体投下长长的、扭曲的影子，像是某种诡异的祭品。
“上帝啊……”
鲍尔的声音颤抖着，“这……这都是些什么？”
艾伯特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第二轮清算的牺牲品，德共撤离前最后的‘礼物’。”
“但他们不是承诺会和平移交吗？”
鲍尔几乎是在尖叫，“协议上写着——”
“协议上写着他们会撤离柏林。”
艾伯特打断他，“没写他们会清理干净所有痕迹。”
“这些……就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柏林。
车队里的其他官员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幕。
有人惊恐地捂住嘴，有人脸色惨白地闭上眼睛，有人则愤怒地咒骂着。
但没有人敢下车，没有人敢去触碰那些悬挂的尸体——那不只是尸体，更是一种宣言，一种警告，一种用最残酷的方式表达的阶级仇恨。
车队终于驶到了政府大楼前。
这座宏伟的建筑曾经是德意志帝国的权力象征，如今成为魏玛共和国的行政中心。
建筑本身完好无损，没有遭到破坏，但气氛同样诡异。
车停下。
卫兵上前打开车门。
艾伯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准备下车。
作为一个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的老政治家，他知道此刻必须保持镇定——尤其是在媒体镜头前，虽然今天媒体被严格限制，只有几家官方报纸的记者获准到场。
他刚迈出车门，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几乎被风吹散的喃喃自语。
声音来自他的私人女秘书，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圆框眼镜的文静女性。
她正望着政府大楼旁的一面墙壁，嘴唇微微动着。
“因为我们来过。”
艾伯特皱了皱眉，转过身：“你说什么？”
女秘书凑到艾伯特跟前，然后指了指政府大楼旁墙壁上的一幅巨大标语。
那标语用鲜红的油漆刷在灰色的石墙上，每个字母都有半米高，在清晨的阳光下刺眼得让人无法忽视：
WEIL WIR DA WAREN
因为我们来过
女秘书轻声念出了这句话，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颤抖，仿佛这句话本身带有某种魔力。
一旁的鲍尔看到标语，脸色更加难看。“哎呀，总统先生，这……这个。”
他结结巴巴地说，然后转向一旁的秘书奥托·伯兰特，“伯兰特秘书，怎么这种标语还留着？”
”德共余孽嘛！赶紧找人清理掉！”
奥托·伯兰特——一个四十多岁、满脸官僚气的男人——连忙点头：“是，总理先生，我这就安排——”
“算了，算了。”
艾伯特突然说，声音平静得可怕。
所有人都愣住了。
艾伯特抬起头，凝视着那行鲜红的标语。
阳光照在字迹上，让红色更加刺眼，仿佛刚刚用鲜血刷上去。
“留着也好，以示警示。”
他最终说，转身走向大楼入口。
留下身后一群面面相觑的官员。
一行人进入政府大楼。
大厅里空旷而冷清，大理石地面反射着脚步声，高高的穹顶上，巨大的水晶吊灯没有点亮。
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德共在撤离时确实没有破坏任何设施，甚至连办公室里的文件都整理得整整齐齐。
但这反而让人更加不安。
因为这种“完好无损”恰恰证明了德共的自信——他们不是被打跑的，而是主动撤离的；
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带着完整的力量转入地下的。
艾伯特的办公室在三楼，曾经是帝国总理的办公室。
厚重的橡木门打开，里面的一切都保持着原样：
宽大的红木办公桌，皮革高背椅，墙上的德国地图，书架上的法律典籍……
甚至连桌上的墨水瓶都还在原位。
但艾伯特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柏林不同了，德国不同了。
他走到窗前，望着楼下的威廉大街。
那些悬挂的尸体还在风中轻轻摆动，像是某种诡异的钟摆，记录着这座城市经历的剧变。
“因为他们来过……”
艾伯特喃喃自语，重复着墙上的那句话。
这句话很简单，只有五个词，但蕴含的意义却深不可测。
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更是一种宣告，一种威胁，一种对未来的预言。
因为他们来过，所以柏林再也不是以前的柏林。
因为他们来过，所以工人再也不是以前的工人。
因为他们来过，所以德国再也不是以前的德国。
艾伯特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
他今年五十八岁，经历了太多——从帝国到战争，从革命到共和，从街垒战到议会斗争。
他以为自己已经见识过一切，但此刻，站在这个曾经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办公室里，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