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交代的深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浮现出来。赵凯在描述自己如何“办事”时，不止一次地、几乎是下意识地提到：
“那个项目，国土局那边本来卡着，我让我爸的秘书打了个电话……”
“派出所来找麻烦，我提了我爸的名字，他们就……”
“跟XX公司抢那块地，对方本来找了关系，后来听说是我要，就没敢再争了……”
“工商局检查，‘阿豹’说是赵书记家的公司，他们就很客气……”
起初，他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些话语的分量，只是在陈述他认知中“理所当然”的办事方式。但张彪敏锐地抓住了这些点。
“等等。”张彪打断赵凯关于一桩土地纠纷的叙述，“你刚才说，对方听说你是赵书记的儿子，就退出了竞争。具体是听谁说的？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退出的？”
赵凯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烁：“就……圈子里都传开了啊。他们肯定是怕了我爸呗。”
“是你亲自跟对方提了你父亲，还是你手下的人提的？或者，有其他人，比如你父亲的秘书、司机，或者其他什么人，出面打过招呼？”张彪追问，语气严肃。
“没……没有专门打招呼。”赵凯连忙否认，他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是我有时候跟朋友吃饭，他们知道我是谁……可能话就传出去了。真的，没让我爸或者他身边的人专门去说。”
“那国土局项目，你父亲的秘书打电话是怎么回事？”张彪翻回之前的记录。
“那个……那个是另一回事。”赵凯显得紧张起来，“就是项目前期有点小问题，需要协调。我……我跟我妈说了，我妈可能跟我爸提了一句，我爸就让秘书问问情况……真的只是问问！没有让关照的意思！” 他急于撇清，但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张彪没有继续逼问，但将这些细节都清晰地记录在案。他明白，赵凯的这些供述，已经开始触及到那个敏感的边缘——赵万宝是否知情，是否利用自身影响力，为儿子的不法行为提供了便利或形成了无形保护。这不再是赵凯个人的刑事犯罪问题，而是可能涉及到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的纪律甚至法律责任问题。
讯问持续了数个小时。结束时，赵凯几乎虚脱。张彪让人带他下去休息，严加看管。
回到监控中心，周副处长和小陈脸色都很凝重。他们全程听到了审讯过程。
“头儿，这……”小陈欲言又止。赵凯的供述中涉及赵万宝的碎片化信息，像一颗颗危险的种子。
张彪面色沉静，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笔录整理好，特别是涉及赵万宝同志的那些片段，要原原本本，一个字不要改，但也一句话不要过度解读。赵凯的供述，只是一面之词，而且有明显的推卸和夸大成分。我们不能仅凭此就下任何结论。”
“但这些问题，必须向上反映。”周副处长低声道，“按照程序，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涉及同级或上级领导干部可能违纪违法，我们必须如实上报。”
“我知道。”张彪点头，“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们督导组原有授权案件的范畴。立刻整理一份详细的、客观的审讯情况报告，附上赵凯的原始笔录节选，通过绝密渠道，直接报给林枫部长。注意，在报告中，要明确指出这些是赵凯的单方面供述，尚未核实，其真实性、动机及与赵万宝同志实际行为之间的关联，需要进一步调查甄别。 建议由更高层面、更权威的部门介入核查。我们的任务，还是集中在查清、夯实赵凯及其团伙的具体刑事犯罪证据上。”
“明白！”周副处长和小陈立刻应道。他们都清楚，事情正在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向发展。张彪的处理方式，既恪守了职责和程序，又保持了最大的谨慎和政治敏感度。
就在张彪准备向林枫汇报的同时，江城的另一端，赵万宝在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强打精神来到省委办公室。他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处理着日常公务，但内心的惊涛骇浪只有他自己知道。徐怀仁的警告言犹在耳，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搞清楚儿子到底犯了哪些具体的事，尤其是，有没有任何一件事，会直接或间接地牵扯到自己。
他再次秘密联系了那位在京城的法学教授老同学。这一次，他提供了一些从极其有限渠道了解到的、关于赵凯可能涉嫌的罪名方向，请求对方从专业角度分析，这些罪名如果成立，通常的调查方向是什么，在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是否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嫌疑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父母可能存在的失察、纵容甚至间接责任。
老同学的回复很快，通过加密邮件发来了一份严谨的法律分析。在分析了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和侦查实践后，邮件最后有一段话，让赵万宝的心沉入了谷底：
“……根据我国法律和党纪，领导干部对于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需承担相应领导责任。若存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子女谋利，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影响力从事非法活动，甚至在知情后未予制止或报告，则可能构成更严重的违纪甚至违法。在实践中，对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亲属的案件，调查其亲属犯罪过程中，同步了解领导干部本人是否尽到管教责任、是否廉洁自律、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或影响力提供便利等情况，是常见的、必要的调查维度。 这并非针对个人，而是维护法治和纪律严肃性的必然要求。”
“常见的、必要的调查维度……”赵万宝盯着屏幕上这行字，反复咀嚼。这不是猜测，而是基于法律和实践的客观陈述。这意味着，无论他愿意与否，只要赵凯的案子深入查下去，他赵万宝被纳入调查视线，几乎是必然的。区别只在于，他是作为一个“负有领导责任”的干部被约谈提醒，还是作为存在具体问题的对象被立案审查。
而决定这个区别的关键，除了赵凯的供述内容，更在于他自己——过去这些年，他到底有没有在那些模糊地带，因为亲情、因为疏忽、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留下过无可辩驳的把柄？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飞快地掠过无数画面：儿子小时候的乖巧，长大后的疏远和叛逆；妻子偶尔的抱怨和求情；秘书或下属在汇报工作时，看似无意地提一句“小凯的公司好像也在关注这个领域”；某些宴请场合，儿子“恰好”出现，引来一圈恭维和敬酒；甚至，好像有那么一两次，儿子在外面惹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妻子焦急地找他，他或许……或许确实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了解过情况”……
这些碎片，单独看似乎都无伤大雅，但此刻串联起来，在“失管失教”、“利用影响力”的审视框架下，却仿佛都蒙上了一层可疑的阴影。他知道，在纪律和法律面前，动机和结果有时比具体行为更重要。一旦调查者形成某种预设，这些碎片很容易被拼凑成一个对他不利的叙事。
冷汗，再次浸湿了他的后背。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陷入了一个极其被动的局面。儿子的罪行是引信，而自己过去那些未曾严格划清界限的行为，则可能成为助燃剂。现在，引信已经被张彪点燃，火会烧到哪里，会不会烧到自己身上，已经不完全由他控制了。
他该怎么办？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说明什么？说自己对儿子管教不严？说自己可能在某些场合无意中纵容了儿子？这无异于不打自招，主动将把柄送上门。继续保持沉默，等待调查深入？那等于将解释权完全交给对手，风险更大。
就在他心乱如麻之际，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秘书走了进来，脸色有些异样，低声道：“赵书记，省委办公厅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召开临时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并研究……研究近期重点工作。另外……会后，书记和省长想请您留一下，有些工作想跟您单独沟通。”
临时常委会？会后单独沟通？赵万宝的心猛地一缩。这是正常的议程安排，还是……风暴即将正式登陆省委高层的信号？
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对秘书点了点头：“知道了。安排一下，我下午的调研行程取消。我需要时间准备明天的会议材料。”
“好的，书记。”秘书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默默退了出去。
办公室重新恢复寂静，但赵万宝知道，这寂静之下，暗流已经汹涌到了他的门前。儿子在审查室里交代了什么？张彪和林枫到底掌握了多少？省委主要领导单独找他，又会谈什么？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所有的迹象都指向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可能：他赵万宝，已经无法置身事外。他必须为自己，也为这个家，做出最终的抉择了。
而此刻，张彪那份关于赵凯供述触及赵万宝情况的绝密报告，已经通过加密通道，飞向了京城。林枫的案头，即将摆上这份可能引发更高层面震动的材料。决定性的时刻，正在一分一秒地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