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夜色浓稠如墨，将赵家小楼紧紧包裹。书房里，时间仿佛凝固了，只有墙上时钟秒针不依不饶的跳动声，像极了赵万宝此刻濒临失控的心跳。那部红色的加密电话，在台灯昏黄的光晕下，宛如一块烧红的烙铁，灼烧着他的视线。
求？还是不求？
这个念头反复撕扯着他。妻子周雯压抑的啜泣隐约从门外传来，更添一份沉重。高振山和宋国涛的“温和”表态，更像是程序性的抚慰，一旦案子触及更深处，他们自保尚且不暇。林枫的意志，通过张彪那把“尖刀”，正一寸寸剖开江城看似平静的肌体，直指核心。儿子赵凯就是那第一个被切开的脓疮，脓血流淌的方向，正隐隐朝着他脚下蔓延。
他不能坐以待毙。但他更不能莽撞行事。直接向陈国栋书记哭诉求助，那是下下之策，不仅自降身价，暴露虚弱，更可能让陈书记为难甚至反感。到了那个层级，任何直白的请托都可能被视为不懂规矩，甚至是一种绑架。
他需要一种更隐蔽、更体面，也更安全的方式。不是“求”，而是“汇报”；不是“请托”，而是“寻求指导”。以工作为名，行沟通之实，在看似正式的交流中，传递出困境，试探出态度。
他重新坐回椅子里，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混乱的思维沉静下来。几分钟后，他睁开眼，眼中多了一丝决断后的清明。他拿起另一部普通的工作保密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小刘，是我。”他对着话筒说，声音恢复了平日工作时的沉稳，只是略显沙哑。
“赵书记！您指示。”电话那头是他的秘书，声音立刻紧张起来，显然也一夜未眠，关注着领导的动向。
“两件事。”赵万宝语速平稳，“第一，你以省委政法委研究室的名义，联系中央政法委研究室综合处，就说我们省在贯彻近期重点工作会议精神、深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一些新的情况和思考，希望能有机会向中央政法委领导做个简要的口头汇报，听听上级的指导意见。汇报内容……围绕‘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基层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与新对策’这个主题来准备，重点谈我们省，特别是几个典型地市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防控社会风险、巩固基层政权方面的实践和困惑。记住，是请求汇报工作，听取指导，态度要恳切，理由要充实。”
秘书迅速记录着，虽然不解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要安排这样的“工作汇报”，但他不敢多问，只是重复道：“明白，书记。围绕基层治理新挑战新对策，请求向上级汇报工作、听取指导。我马上联系，准备材料。”
“第二，”赵万宝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准备这份汇报材料时，要……隐含一条线。不必明说，但要在分析‘风险挑战’部分，适当提及当前一些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基层后，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比如个别案件因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处理时需要统筹考虑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需要上级机关加强指导和协调，确保不偏离法治轨道、不影响大局稳定。措辞要严谨，放在宏观论述里，不能显得是针对具体案件。明白吗？”
秘书心头一震，瞬间明白了领导的深层意图。这是要在正式工作汇报的框架下，极其隐晦地向更高层传递江城当前面临的“复杂情况”和需要“上级指导协调”的信号。既符合程序，又达到了目的。“明白！书记，我会把握好分寸，请放心。”
“嗯，抓紧办。有进展随时直接报我。”赵万宝挂断电话，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这第一步棋，算是落下去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对方的反应，以及……继续面对江城这边愈发紧迫的局面。
几乎在赵万宝秘书联系的同时，林枫办公室的电话也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林枫在政法系统内另一位消息灵通的老朋友，语气带着提醒。
“林枫同志，没打扰你吧？听说你们在江城那边，动作不小啊。”对方开门见山，但语气还算轻松。
“都是正常工作。怎么，有什么说法传到老兄你耳朵里了？”林枫不紧不慢地回应，手里还批阅着一份文件。
“说法倒是没有。不过，我刚听说，江城那边的赵万宝同志，好像正在安排，想就基层治理的一些问题，向上级政法委做个专题汇报和工作请示。动作很快，理由也很正式。”对方点到为止。
林枫手中的笔微微一顿，随即继续流畅地写下批示，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淡笑：“哦？这是好事啊。说明该多听听
“是啊，是好事。”对方也笑了，话锋却一转，“不过，这汇报的时机和主题，倒是有点意思。看来，赵万宝同志压力不小，想找条路子，通通气，或者……探探风？”
“探风也好，通气也罢，都是正常的工作沟通。”林枫放下笔，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法律怎么规定，就怎么执行。上级机关了解情况、加强指导，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更经得起检验。我们欢迎任何基于事实和法律的监督与协调。”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明了依法办事的态度，又没有关上沟通的大门，同时暗示了“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前提。对方自然听懂了弦外之音。
“哈哈，你说得对。依法办事，实事求是，这是根本。得，我就是顺便一提，你心里有数就行。继续忙吧，不打扰了。”对方爽快地结束了通话。
林枫放下电话，脸上那丝淡笑渐渐敛去。赵万宝果然坐不住了，开始寻求更高层面的缓冲。这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按动内部通话键：“孙哲，进来一下。”
孙哲应声而入。
“两件事。”林枫直接吩咐，“第一，通知张彪，赵凯及其核心团伙的主要刑事犯罪证据，加快梳理固定，尽快形成可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完备卷宗。案件侦查要提速，但质量不能有任何折扣。”
“是！”孙哲记下。
“第二，”林枫身体微微后仰，目光深邃，“以部办公厅名义，起草一份给中央政法委的近期工作简报。重点汇报专项治理工作近期在几个重点领域的推进情况、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以及下一步深化工作的思考。特别要突出‘坚持法治原则、系统治理思维、注重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立场。在提到‘复杂情况’时，可以原则性提及‘个别地区可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与新型犯罪交织，办案中需注重方式方法，坚决依法打击犯罪，同时维护地方正常秩序和社会稳定’。措辞要稳，立意要高。”
孙哲飞快地记录着，心中明了。部长这是在赵万宝可能的“汇报”之前，抢先一步，以公安部的正式渠道，向同一上级机关阐明立场、定下调子。既展示了主动接受指导的姿态，又牢牢把握了“依法打击犯罪”的核心原则，还隐含了对“可能干扰”的预先回应。
“简报要快，今天下班前我要看初稿。”林枫补充道。
“明白，我立刻安排。”孙哲领命而去。
林枫走到窗前，望着午后略显朦胧的天空。赵万宝想走“上层路线”来施加影响或缓解压力，这是地方大员面临此类危机时的常见反应。但他林枫，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小心翼翼平衡各方关系的地方官了。他站在更高的位置，手握更清晰的权责，推动的是关乎全局的治理行动。他要做的，不是去阻止对方沟通，而是确保在任何层面的沟通和博弈中，法治的原则、案件的真相、以及专项治理的大方向，不会被模糊、被干扰、被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