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评议会”开场：她换了一张干净脸回来
下午两点，村委二楼的小会议室又满了。
这次不是纪录片工作会，而是一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安全的东西——
《纪录片内容专业评议座谈会》。
名字起得越温和，后面刀子越细。
我进去的时候，前排已经坐了一圈人：
县里宣传口、文旅办各一位，镇里两个分管领导，王支书在最中间。
最右边的位置上，是她。
秦婉婉。
她今天的装扮和我记忆里的“职场绿茶”稍微不一样。
米色衬衫，深色半裙，头发挽得干干净净，脸上的妆淡到看不出攻击性。
要不是我太熟她，光看现在这副样子，大概也会以为——
就是个普通的“公关顾问”。
镇里领导清了清嗓子：“咳，那我们先请专家介绍一下自己。”
秦婉婉起身，标准职场微笑挂上脸：“大家好，我是秦婉婉，目前在某城市传播公司负责乡村振兴与文旅项目的品牌咨询。”
“这次受山——”
她顿了一下，顺滑改口，“受相关方委托，来帮大家从外部视角看看，这部纪录片有没有可以优化的空间。”
“优化”两个字，她咬得很轻。
我坐在后排，手里转着一支中性笔，心里默念了一句：来了。
顾晚星坐在侧边，戴着工作证，没有发言权，但有拍摄权。
她身边的摄像机已经架好，镜头在慢慢扫。
秦婉婉余光瞟了一眼镜头，笑容不变。
这笑我太熟了——
她准备上手术台了，只不过今天手术对象，是我们的片子。
会议正式开始，镇里领导先走了一段流程：
感谢平台、感谢导演、感谢专家，感谢完了才轮到关键句：
“我们都希望这部片子能既真实，又正面。”
翻译过来就是——骂可以骂点，但最后得夸我。
秦婉婉拿到话筒，开档很温柔：“先说结论，我认为这部纪录片非常有勇气。”
她看了我一眼，像是在给我发糖：“敢让当事人说出‘我可能偷了一村人的命’这种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不自在地咳了一声。
“但同时，”她话锋一转，“作为一个面向全国观众的作品，现在这版内容有几个风险点。”
她把事先准备好的 ppt 打到投影上——
标题是：【风险评估：叙事框架与舆论门槛】。
第一条：
“过度聚焦负面事件，会导致观众在短时间内形成‘古柳村=问题村’的标签，影响当地未来招商与旅游。”
第二条：
“将个人运气与集体命运强绑定，容易引发迷信化解读，影响作品通过审核与传播。”
第三条：
“对个别企业、项目只展示事故与负债数据，缺乏后续整改与扶持画面，容易造成单向抹黑。”
她说着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平静，像在给一个孩子看体检报告：
“这儿要注意，这儿要多喝水。”
然后她提出她的“优化建议”：
“我的想法是——”
她按下遥控，“可以尝试把目前的叙事，从‘一个人偷了一村的命’，调整为‘一个问题村如何在政府扶持与社会力量帮助下，逐渐走向修复’。”
“第一，弱化‘偷’的概念，强调这是历史、结构性发展的结果，”
她说，“否则容易被理解成‘个人造孽’，甚至让一些不理性观众把情绪发泄到当事人身上。”
说着，她朝我看了一眼，眼神像是在说：“我这是在救你。”
“第二，增加更多政策、项目、企业援助的镜头，”
她继续，“让观众看到的是‘集体在努力’，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自责’。”
“第三，”她微笑，“适当弱化山……嗯，适当弱化前期某些项目中出现的问题细节，把重点放在‘现在如何改’。”
这句改得很巧。
“山河社”三个字，就卡在她舌尖没出来。
会场一片安静。
宣传口的干部很受用：“秦女士的建议，我觉得很专业嘛。”
他转向我：“小林，你作为当事人，也不希望自己被骂成恶人吧？”
所有人都朝我看过来。
我知道，现在轮到我了。
我站起来，手里的笔在指尖转了半圈，故作轻松：“我先声明一句——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只代表一个被骂预备役。”
几个人笑了笑，气氛稍微松一点。
“秦老师说的第一条——怕观众把‘古柳村=问题村’这个标签贴死。”
我看着 ppt，“我想问一句，这个标签，是纪录片给的，还是这十年发生的事情给的？”
秦婉婉嘴角还带着笑：“我没有否认问题的存在，我只是提醒——”
我打断她：“那我们先把问题数一遍吧。”
我从凳子上拿起本子，上面是系统帮我整理过、我又自己抄了一遍的“村里十年事故表”。
“某年，工地塌方，两死一伤，赔偿不到位，家属在村口拉横幅。”
“某年，外出工人被拖欠工资，全村凑钱接人回来。”
“某年，老吴家孩子出事，村小停课一个月。”
我念每一句的时候，
“这些，你们说是‘负面’，我也认。”
我抬头，“但这些发生的时候，没有摄像机。”
“现在有了一台摄像机，它拍到了，你说这叫‘过度聚焦负面’。”
我耸耸肩：“那过去十年，是不是叫‘过度忽略负面’？”
会场再次安静。
县里那位宣传干部皱了皱眉：“小林，你也要理解舆论……”
“我理解。”我说，“我就想知道，哪一种更危险——”
“是全国观众看了一部有点丧的片子，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有问题；
还是全国观众什么都不知道，只看到开机仪式、剪彩、彩带，等哪天出事，再来问一句——‘你们之前怎么不说？’”
秦婉婉目光微微一闪。
我接着往下说：“第二条，说我把个人运气和集体命运绑得太死，容易被解读成迷信。”
“这个我服。”我点点头，“确实有迷信风险。”
“所以在访谈里，我已经承认——这只是我的视角。
杨老师也说了，‘别再骗孩子努力就够了’，那是另一个视角。”
“纪录片，就是把这些视角放在一起，让观众自己判断。”
我摊开手，“难道你们更希望，只有一个视角——‘一切都是政策英明，一切都在变好’？”
有人“咳”了一声，明显觉得我说得太直。
秦婉婉笑容没掉，只是手里的笔轻轻敲了敲桌面：“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同意，多元视角很重要。”她说，“但是，我们得考虑观众理解门槛——”
“那第三条呢？”我直接转向投影上的最后一行，“说对某些项目只展示负债和事故，没有呈现整改过程，容易造成单向抹黑。”
我看着她：“秦老师，我们都是老同行了——你这句话，是不是在替某些甲方说？”
这句已经有点不给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