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滴顺着茶馆屋檐往下淌，一串串砸在青石板上，溅起浑浊的水花。门帘被风掀了半边，湿气裹着煤烟味钻进来，混在粗茶的涩香里。跑堂的拎着大茶壶来回走动，给老主顾续水，没人多看角落那三个外地人一眼。
李治良捧着碗，手还在抖，不是怕了，是冷。他把布包夹在腿和桌子之间，油布蹭着裤管发出沙沙声。雷淞然缩着脖子，盯着自己那碗茶，茶叶梗浮在上面，像几根干柴棍。
“光喝这玩意儿，胃里更空。”他咂咂嘴，“你说咱要是能来碗热汤面，加俩荷包蛋，那才叫活着。”
李治良没理他，眼睛盯着对面墙上贴的告示：寻狗启事，白底黑字，写着“走失京巴一只，戴红项圈，赏大洋五角”。他看了一会儿，又低头看茶碗，热气早散了，水面映出他自己——眼窝发青，胡子拉碴，像个刚从土堆里刨出来的逃荒汉。
雷淞然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哥？你魂儿飞了？”
“没。”李治良低声说，“我在想王老师说的话。”
“哪句？少说话？”雷淞然撇嘴，“现在屋里七八个人，谁听咱们？再说咱也没说啥不该说的。我就是饿得慌，想吃口热乎的。”
“我不是说你。”李治良皱眉，“我是说……他说‘只要人还在，路就还在’。可路在哪儿？咱连往哪走都不知道。”
雷淞然不吭声了。他也知道，他们仨现在就像河里漂的三片叶子，风往哪吹，就得往哪滚。银元剩两块七毛二，茶馆这顿是最后一回大方了。再往后，连铜板都得掰成两半花。
他正琢磨着要不要去街上耍套羊倌把戏骗俩馒头，忽然听见隔壁桌传来一声轻笑。
“哟，今儿西街当铺可热闹喽。”
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像是专门说给人听的。
两人下意识扭头。邻桌坐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件洗得发白的灰褂子，袖口磨出了线头，脚上一双旧布鞋，沾着泥。他面前摆着一碗茶，手里捏着块芝麻烧饼，慢悠悠啃着，眼皮耷拉着，像是自言自语。
可那话，明显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收了一堆洋玩意儿，”那人继续道，嘴角微扬，“金壳表、银链子、怀表、座钟，只要是带指针的，照单全收。掌柜的亲自验货，估价也高，比别家高出三成不止。”
他说完，咬了口烧饼，嚼得咔嚓响，不再言语。
李治良和雷淞然对视一眼。雷淞然眉毛一挑，李治良却拧起了眉头。
那人好像没察觉，端起茶碗喝了口，又从怀里摸出个小本子，用铅笔在上面划拉两下，像是记账。
雷淞然按捺不住，身子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问：“大哥，您说的哪家当铺？西街那么多铺子，我咋没听说？”
那人抬眼扫了他一下，眼神清亮，不像是个闲汉。
“德源当铺。”他吐出三个字，又低头喝茶。
“德源？”雷淞然挠头，“那不是开了十几年的老铺子吗？怎么突然爱收表了？”
“谁知道呢。”那人耸耸肩，“兴许掌柜的换了口味。可我瞅着不像。这几天光我知道的，就进了七八块瑞士表，还有块劳力士，表盘带夜光的，估了八十块大洋。你想想，八十块！够买半条街的烧饼了。”
李治良听得心惊。他不懂表，但他知道八十块大洋是什么概念。他们仨在山沟里放一年羊，刨去租子、草药钱、破锅补丁费，能落下八块就不错了。
“为啥偏偏收表？”他忍不住问。
那人看了他一眼，笑了笑：“你问我？我又不是掌柜的肚里蛔虫。可我天天在这条街上转，什么风吹草动不知道？以前德源收东西，金银首饰、皮货绸缎、古董字画都来者不拒，可从不专收一样。今儿倒好，别的都不要，只盯着表打转。连人家结婚用的镀金怀表都收，你说怪不怪？”
李治良没答话。他脑子里转得快。他知道表值钱，也知道有些表能当传家宝，可一家当铺突然只收表，还收得这么急，确实反常。
雷淞然倒是来了精神：“大哥，您这消息灵通啊，是不是在当铺有熟人？”
“熟人？”那人嗤笑一声，“我要有熟人，还能坐这儿啃烧饼？我就是个跑腿的，替人送信、捎话、换零钱，耳朵灵罢了。今儿早上我去西街送封信，亲眼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先生抱着个木匣子进去，出来时匣子没了，手里攥着一叠票子，脸都绿了，嘴里直嘟囔‘不够本’。”
“哦？”雷淞然眼睛一亮，“那匣子里装的啥？”
“打开一条缝，我瞄见了——全是表。”那人说，“大大小小五六块，金的银的都有，表链子缠在一起，晃得人眼花。”
李治良听得越发认真。他想起王皓说过的话：“乱世藏金，不如藏器。”可现在这情形，倒像是有人在专门收“器”。
“那……”他犹豫了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军阀或者官老爷在变现？家里抄了点洋货，急着换钱？”
那人摇头：“不像。军阀变现走的是洋行、银行，哪会来小当铺？再说了，真要变卖，也是金银为主，谁会专门扛一堆表来换现？除非……”他顿了顿，没往下说。
“除非啥？”雷淞然追着问。
那人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除非这些表里有别的名堂。比如，藏着地图、密信、钥匙什么的。”
这话一出，李治良浑身一僵。
雷淞然也愣住了，随即干笑两声：“大哥，您可真会编故事。表里藏东西？那得拆开表壳才行，谁没事干去一块块拆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