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掏出随身账册：“下官统计过去年广州、宁波、泉州三港数据。奢侈品平均利润在四到五成以上，民生品利润不过一成。若按现行税法，卖一匹南洋香料赚五十两，缴税五两；卖一石米赚一两，缴税一钱——看似公平，实则商人都去追暴利货，民生品供应反受影响。”
“所以臣建议，”潘允明越说越激动，“将商品分等。奢侈品税率提至十税二甚至十税三；民生必需品维持十税一或略降；而对大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比如香皂、玻璃、新式农具，不仅不应加税，还应退税鼓励，抢占海外市场！”
“荒谬！”吏部尚书吴琳拍案而起，“潘总督，你这是在动摇国本！《礼记·王制》有云：‘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商税本非古制，能收十税一已是朝廷恩典，你还要分三六九等？这是要与民争利到何等程度！”
这位老牌文官气得胡须颤抖：“更何况，退税？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何须与蛮夷争那蝇头小利？简直是自降身份！”
“吴尚书此言差矣。”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
众人望去，说话的是坐在末席的格物院山长墨筹。这位“科学狂人”今日难得穿了官服，但头发依旧乱糟糟的，眼中闪着狂热的光。
“下官不懂经史，只懂算学。”墨筹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叠图纸，“这是去年西洋诸国与大明贸易数据图。请看——”
他将图纸摊在桌上。那是一幅用炭笔画的柱状图，清晰显示着各国贸易额。
“葡萄牙，去年与我朝贸易额一百二十万两，顺差八十万两；西班牙，九十万两，顺差六十万两；荷兰虽刚来，也已做到三十万两，顺差二十万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和西洋人做一两银子生意，咱们净赚六钱以上！”
他手指点着图纸，语速加快：“为什么？因为咱们卖出去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香皂、玻璃——这些要么是独门手艺，要么是咱们成本极低。而买进来的香料、珠宝、钟表，在西洋本不值这个价钱，运到东方才溢价。且科学院也能造（但产量不大），这生意，稳赚不赔！”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退税鼓励？”吴琳反问。
“为了抢占市场！为了形成垄断！”墨筹眼睛发亮，“吴尚书，您知道西洋人现在在做什么吗？葡萄牙人在印度设香料加工厂，西班牙人在一个叫墨西哥的地方设白银冶炼厂，荷兰人甚至想自己烧瓷器！他们正在偷学咱们的技术，想摆脱对咱们的依赖！”
他敲着桌子，声音陡然提高：“这时候不趁他们还没学会，用低价把他们挤垮，难道等他们学成了，反过来挤垮咱们吗？退税那点钱，比起未来垄断市场的利润，九牛一毛！”
殿里一片寂静。这番赤裸裸的“商业战争”言论，让不少文官听得目瞪口呆。
朱栋眼中闪过赞许，但他没说话，只是看向朱雄英。
年轻的太子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壁。良久，他抬头：“墨山长，若按你所说，对出口工业品退税，户部一年要少收多少？”
墨筹早有准备：“下官算过。去年工业品出口总额，若退税额设为货值的一成，则少收百万两。但因此带来的出口增长，预计可达五成。而出口增长带来的原料采购、工匠雇佣、运输物流等相关产业收益，至少是出口额的两倍。一来一去，国库实际是有增收的。”
“空口算数，谁不会？”茹太素冷笑，“你说增就增？若退税了，出口没增，这窟窿谁来补？”
“可以试点。”朱栋终于再次开口，“选几个品类——比如香皂、玻璃镜、新式纺机，在松江、泉州两港试行退税。以半年为期，看效果。效果好，推广；效果不好，叫停。风险可控。”
“臣附议。”潘允明立刻道，“市舶司愿全力配合。”
韩宜可缓缓摇头：“老臣还是觉得太过激进。税制乃国之根本，岂能如商贾般斤斤计较、朝令夕改？更何况，工业品退税，手工制品不退，这岂不是鼓励百姓弃农从工、弃本逐末？长此以往，田地荒芜，粮食短缺，悔之晚矣！”
“韩阁老多虑了。”工部尚书薛祥笑道，“下官刚从湖广回来。那边推行新式纺机，一个女工一日能纺纱十斤，顶过去十个工。那些被替代的女工去哪了？去纺机厂做工了，去织布厂了，去成衣铺了。工钱是原来的三倍，她们家反而买了更多米面油肉——因为有钱了。农人见种棉有利可图，把荒地都开出来种棉，粮食产量非但没减，反因用了新农具、新肥料而增了三成。”
他看向朱雄英，诚恳道：“太子殿下，臣以为，农工商本为一体。工厂多了，工人要吃饭，农产品就有销路；农业兴了，原料就足，工厂就能开工；商业活了，货物流通，税收就丰。这三者，不是此消彼长，而是水涨船高啊！”
朱雄英眼中闪过思索之色。他再次沉默，手指在议题单上轻轻移动，最后停在“官绅一体纳粮”这一项上。
“此事，稍后再议。”他最终道，“下一个议题——市舶司与地方官府的权责划分。潘总督，你先说。”
潘允明精神一振，从怀里掏出本厚厚的簿子——那是市舶司成立二十一年来的纠纷案例汇编。
“殿下，诸位大人，”他翻开簿子，“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
“其一，走私查处权。按照章程，市舶司负责查验货物、征收关税；地方官府负责缉私。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市舶司查到走私线索，要行文移交给地方官府，等那边派衙役来，走私船早跑了。”
他翻到一页：“乾元十一年，宁波港。市舶司巡检发现一艘暹罗商船夹带未报税的犀角三十对，价值万两。按例应扣押货物，并没收货物罚银五千两。可当值的宁波府通判说，‘此事需报知府定夺’，拖了三日。三日后，那艘船趁夜起锚离港，至今未获。”
刑部尚书杨靖皱眉：“为何不直接扣押？”
“因为没权。”潘允明苦笑，“市舶司只有查验权、征税权，没有抓人权、扣船权。要抓人扣船，必须地方官府出手。可地方官……”
他欲言又止。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那未尽之言——地方官和海商千丝万缕的联系，拖延三日，足够做很多手脚了。
“其二，验货标准。”潘允明继续道，“同样的货物，市舶司按《海贸货品则例》验，一等品按一等品征税，次品按次品征。可有些商贾勾结地方衙役，在货物入港前先报‘次品’，等过了市舶司查验，到了地方仓库，再换成‘一等品’销售。这中间的差价，往往落入私囊。”
“其三，也是最棘手的——外夷纠纷处置权。”他翻到簿子最后几页，“按照章程，外夷商贾在大明境内犯事，由市舶司会同地方官府，依《大明律》审理。可实际操作中，常常扯皮。地方官说‘这是夷人，该市舶司管’；市舶司说‘案发在你辖地，该你管’。推来推去，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他合上簿子，正色道：“臣建议，赋予市舶司有限司法权。对走私、逃税等涉海贸案件，市舶司可先行扣押人货，再通报地方官府会审。同时，在各大港口设‘海贸巡查处’，由市舶司与地方共同派员，专司海贸纠纷。”
“不可！”
这次反对的是刑部尚书杨靖。这位以执法严明着称的老臣站起身，面色冷峻：“潘总督，你这是要开第二个刑部、第二个都察院！市舶司本是收税衙门，若兼司法权，权责混淆，必生腐败！更何况，地方司法乃朝廷根本，若每个衙门都来分一块，国法何在？纲纪何存？”
他转向朱雄英，躬身道：“殿下，臣以为，问题不在权责划分，而在执行不力。市舶司查到线索，地方官拖延推诿，这是渎职！该查办的是渎职官员，而不是把司法权割出去！”
“杨尚书说得轻巧。”潘允明也来了火气，“查办？怎么查？宁波府那个通判，拖延三日，最后查下来，他说‘按程序需层层上报，三日已是尽力’。吏部考功，只能评个‘中下’，罚俸三月了事。可朝廷损失的是五千两罚银和万两货物，朝廷损失的是税法威严！”
“那按你的意思，”杨靖针锋相对，“每个衙门都可以因为‘办事不便’而要求扩权？户部是不是可以说‘地方官征税不力，该把征税权收归户部直管’？工部是不是可以说‘地方修路修堤不力，该把工程权收归工部直管’？这朝廷还不乱了套！”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殿里其他官员也纷纷加入战团，有的支持潘允明，认为特殊事务该有特殊授权；有的支持杨靖，坚持司法权必须统一。
朱栋静静听着，没插话。他看向朱雄英，发现这位年轻的太子正专注地记录着每个人的观点，偶尔在纸上写几个字，眉头时而紧锁时而舒展。
争论持续了将近半个时辰。最后，朱雄英抬手制止。
“孤听明白了。”他放下笔，缓缓道，“双方都有道理。杨尚书要维护司法统一，潘总督要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有没有折中之法？”
他看向朱栋：“王叔以为呢？”
朱栋这才开口：“臣以为，可设‘海贸特别衙门’。”
“特别衙门？”众人一愣。
“对。”朱栋解释道，“在各大港口城市，设专门审理海贸纠纷的法庭。主审官由刑部选派，陪审官由市舶司、地方官府各出一人。市舶司有案件，直接诉至特别衙门，衙门有权直接签发扣押令、搜查令。如此，既保证了司法专业性，又避免了推诿扯皮。”
他顿了顿，补充道：“特别衙门的判决，地方官府必须执行。若有不从，按抗旨论处。”
杨靖沉思片刻，缓缓点头：“若主审官由刑部选派，衙门依《大明律》审理……此议或可考虑。”
潘允明也眼睛一亮：“若能如此，市舶司办案效率可提升数倍！”
“但需严格限定权限。”韩宜可提醒道，“特别衙门只能审理海贸相关案件，不得插手其他刑民诉讼。且主审官任期不宜过长，两年一换，防止与地方势力勾结。”
朱雄英点头：“韩阁老所虑极是。此事，请刑部、市舶司、吏部共同拟个章程，五日内呈报。”
他看了看窗外的日头，已是正午时分。“先用膳吧。未时三刻，继续议第三、第四议题。”
众人起身。走出文华殿时，不少人还在低声争论。春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真正的硬仗，还在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