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时三刻·文华殿
午膳过后，殿内的气氛非但没缓和，反而更加凝重。侍从撤下茶点，换上浓茶——所有人都知道，下午的议题才是真正的深水炸弹。
朱雄英重新落座，目光扫过议题单上剩下的几项：“第三议题，大明银行货币发行权与地方铸币余利的矛盾。沈行长，你来说。”
沈仲和站起身，头发花白，精神矍铄，一双眼睛依旧精明如昔。他今日穿着三品官服，但手指上那枚翡翠扳指，还是透露出商贾本色。
“殿下，诸位大人，”他开口，声音洪亮，“此事说来话长，但根源就一个字——钱。”
他从怀里掏出一枚银币，放在桌上。那是大明银行发行的“洪武重宝”一两大银币，正面是“洪武重宝”四字，背面是蟠龙纹，边缘有精细的齿纹防伪。
“自洪武八年朝廷收回铸币权，设大明银行统一发行通宝、银币、金币、宝钞，至今二十八年。效果如何？市面上私铸钱绝迹，成色统一，商贾便利，百姓称道。去年全国货币流通总量，折银一亿两千万两，较银行成立前增长五倍。”
一串数字报出，殿中不少人点头。货币统一，确实是新政最成功的举措之一。
“但是，”话锋一转，“问题出在‘铸币余利’上。”
他拿起那枚银币：“铸造这样一枚一两银币，实际用银九钱五分，工本费三分，总成本九钱八分。但它在市面上，值一两。这中间的二分银子差额，就是‘铸币余利’。”
“去年奉旨新铸银币八百万两，铸币余利十六万两。按照章程，这笔钱六成归国库，四成留作银行准备金。听着很合理是不是？”
沈仲和苦笑：“可银矿所在地方官府不这么想。他们说，银子是他们辖地矿场产的，凭什么铸币的利润大部分归中央？尤其是云南、江西这些产银大省，怨气最大。”
他翻开账本：“云南布政使司去年三次上疏，要求‘产银地分享铸币利’，比例从最初的三七开（地方三），涨到后来的五五开。江西、湖广、扶桑也紧随其后。他们的理由是——矿工是本地雇的，矿税是本地收的，矿山维护是本地出钱的，凭什么铸成钱币的利润，全让银行和国库拿了？”
户部尚书茹太素冷哼一声：“荒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是朝廷的，银子是朝廷的，铸币权更是朝廷的。他们有什么资格讨价还价？”
“茹尚书此言差矣。”说话的是吏部尚书吴琳，“《孟子·滕文公上》有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国同理——朝廷掌大局，地方理细务。若地方无利可图，谁肯尽心办差？云南巡抚去年奏报，该省银矿因年久失修，事故频发，需银三十万两整修。可户部只拨了十万两。剩下的二十万两，巡抚自筹，其中就动了铸币利的心思。”
“那是他无能！”茹太素毫不客气，“矿税去了哪里？商税去了哪里？为何别省能自给自足，他云南就要伸手？”
“因为云南偏远，运输不便，开支本就大！”吴琳也提高了声音，“茹尚书久在户部，当知各地情形不同，岂能一概而论？”
眼看又要吵起来，朱雄英抬手制止。他看向沈仲和：“沈行长，银行方面可有对策？”
沈仲和显然早有准备：“殿下，臣以为，可试行‘铸币利润分成制’。”
他从袖中取出一份方案：“具体来说，今后各省上缴银锭至铸币厂，铸成银币后，产生的铸币余利，按比例分成。朝廷拿五成，地方可分两成，剩余三成留作银行准备金。但有两个前提——”
他竖起两根手指：“第一，地方分得的利润，必须专款专用，只能用于矿山维护、矿工抚恤、矿区道路修建等与矿产相关的事项，不得挪作他用。第二，若该省矿山发生重大事故，或银锭成色不达标，则当年分成取消。”
“此外，”他补充道，“银行还可推出‘地方债’——允许地方政府以未来税收或矿产出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用于修路、修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利息低于民间借贷，还款周期可长至十年二十年。如此，地方有了财源，就不至于总盯着铸币这点小利。”
这番话说完，殿内一片寂静。不少人都在心中飞快盘算——两成分成，去年十六万两的余利，地方能分三万两千两。听着不多，但若积年累月，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有了“地方债”这个口子，地方财政就活了。
“臣反对。”韩宜可缓缓开口，“老臣请问沈行长，若开此例，今日云南要分铸币利，明日广东要不要分市舶利？后日山西要不要分煤铁利？如此一来，中央权威何在？国库收入何以为继？”
“韩阁老多虑了。”沈万三从容应对，“市舶利、煤铁利，与铸币利性质不同。铸币需要地方提供原料，分成尚可理解。但市舶、煤铁，本就是朝廷专营，地方只有协助管理之责，无分享利润之理。此例不会开，也不能开。”
他转向朱雄英，诚恳道：“殿下，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地方财政困难是实情，若一味压制，他们必会另寻他法——加征杂税、摊派劳役，甚至纵容贪污。到时候受害的还是百姓。不如给他们一条正道，既解了他们的困，又约束了他们的行。”
朱栋放下茶盏：“臣赞同沈行长。不过要加一条——分成比例，可根据各省贫富差距调整。贫困省可分三成，中等省两成，富裕省一成。如此，既帮扶了穷省，又不让富省占太多便宜。”
“那富裕省岂不觉得不公？”吴琳问。
“公平不是平均。”朱栋淡淡道，“云南一个矿工月饷一两但有生命危险，应天府一个码头工月饷一两六钱。若都按两成分，才是最大的不公。”
他看向朱雄英：“太子，新政的核心是什么？是‘民富国强’。若只顾国库充盈，不顾地方困顿、百姓疾苦，便是本末倒置。铸币利润分成，看似中央让了点利，但地方有了钱，就能修路、办学、赈灾，百姓日子好了，社会稳定了，朝廷的统治才更稳固。这才是长远之计。”
这番话如重锤敲在每个人心上。韩宜可张了张嘴，最终化作一声长叹，不再说话。
朱雄英眼中闪过决断：“此事，准了。请沈行长会同户部、吏部，细化方案，半月内颁布试行。”
“臣领旨！”沈仲和躬身，眼中闪过喜色。
日头西斜，殿内的光线渐渐暗淡。侍从点起了宫灯，昏黄的光晕映在每个人脸上，显得神色各异。
朱雄英看着议题单上最后两项——“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和“社学升学通道”，深吸一口气：“接下来这两个，是硬骨头。先议官绅一体纳粮。”
殿内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这是新政中最敏感、最得罪人的政策。自洪武年间推行以来，表面上执行得不错——至少在朝廷的账面上，所有有功名的士人、官员家族，都如数纳了粮、派了役。但私下里的怨气，积攒了二十年，早已如火山下的岩浆，随时可能喷发。
吏部尚书吴琳率先开口，声音沉重：“殿下，此事……需慎重。”
他翻开面前的奏报：“该策实行数十年，任然还有小规模反对者，去年全年，涉及‘官绅一体纳粮’的纠纷案件，共一千二百余起。其中，士子罢考三起，致仕官员集体上疏五起，地方官被士绅围攻致伤事件……十二起。”
每报一个数字，殿内的温度就降一分。
“最严重的一起在湖广黄州府。”吴琳继续道，“当地举人陈友德，家族有田千亩，按制应纳粮三十石，出役三人。陈举人拒不执行，知府派衙役上门催缴，被陈家族人打伤。事情闹大后，上百名士子围堵府衙，高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要求废除该政。”
“后来如何处置？”朱雄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