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九年，五月初五，南海，太平岛。
这座珊瑚环礁中央隆起的小岛，在地图上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点，但今天，它成了整个世界目光的焦点。
岛中央那座新建的、融合了中式飞檐与南洋开敞廊道的“仲裁庭”建筑外，七面旗帜在咸湿的海风中猎猎作响:大齐的赤龙旗、英国的米字旗、西班牙的红黄旗、荷兰的三色旗、葡萄牙的绿红旗，以及……一面代表“南海诸岛联合商社”的蓝底白帆旗，和一面代表“中立观察员”的素白旗。
码头栈桥上，一队队穿着各异、肤色各异的人正陆续登岛。
西班牙代表费利佩·德·古斯曼侯爵，是个五十多岁、留着精心修剪的髭须的贵族，下船时用手帕捂着鼻子，对身旁的副官低声抱怨:“上帝，这鬼地方又热又湿，连棵树都没有。大齐人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
“侯爵阁下，这里远离任何一方本土，是真正的‘中立’。”副官提醒道，“而且……您看那边。”
费利佩顺着副官的目光望去。距离太平岛约五海里的海面上，四艘黑色的舰影静静地泊着，龙渊号居中，三艘“海鹰-改”成品字形拱卫。更远处，还有十几艘悬挂英国、荷兰旗帜的战舰，但都刻意保持着距离，像一群互相戒备的猛兽。
“示威。”费利佩冷笑，“大人以为几艘铁甲舰就能吓住文明世界？”
话虽如此，他还是整理了一下领巾，挺直腰板，朝着仲裁庭走去。
荷兰代表约翰·范德比尔特就务实得多。这位东印度公司高级董事下船后第一件事，是拉着岛上的工头问:“这座建筑花了多少钱？材料从哪儿运来的？工期多久？”他是商人，关心的永远是成本和效率。
葡萄牙代表则低调许多。领头的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总督（前任总督的侄子）脸色有些苍白，上岛后一直沉默。葡萄牙在恒河的惨败、在果阿的压力，让他这次来更像是走个过场，保住最后一点颜面。
最后登岛的是英国代表团。
为首的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前英国驻缅甸总代表，如今是伦敦派来处理“远东危机”的特使。他五十出头，灰发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穿着全套海军蓝礼服，手杖点地的节奏精确得像钟摆。下船时，他特意停下脚步，举起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了远处的龙渊号编队足足半分钟，才放下镜筒，面无表情地吐出两个字:
“粗鲁。”
但熟悉他的人能从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看到一丝极力掩饰的忌惮。
辰时三刻，仲裁庭正厅。
大厅呈圆形，中央是一张巨大的环形檀木桌，七方代表按抵达顺序入座，这是大齐人的安排，故意模糊了主次。桌上铺着深蓝色的绒布，摆着文房四宝、玻璃水瓶、还有一个小小的铜铃。
司徒清漓是最后一个入场的。
她没有穿龙袍，而是一身简洁的月白色长衫，外罩一件绣着暗金色海浪纹的深蓝比甲，头发用玉簪绾起，不施粉黛。但当她走进大厅时，所有交谈声都停止了。王宴之跟在她身后半步，同样是一身常服，神色温和，像个随行的文书。
“诸位远道而来，辛苦了。”司徒清漓在主位，（如果圆桌有主位的话）坐下，声音平静，“今日之会，不为争讼，不为宣战，只为立约。约成，则四海通衢，商旅无阻；约败，则波涛难平，干戈不止。望诸位，慎之，重之。”
通译将这段话译成四种语言，各国代表神色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