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小殖民地，坚决主张州权至上。他们担心，一个过于强大的联邦政府，会剥夺他们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力，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代表，在会上慷慨陈词，要求将所有未明确授予联邦的权力，都保留给各州。
而以维多利亚的迪金为代表的强联邦派，则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拥有足够权力的中央政府。否则，所谓的联邦，将依旧是一盘散沙，无法应对未来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威胁。他们主张，在国防、外交、贸易、金融、邮政、铁路等关键领域，联邦政府必须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
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会议陷入了僵局。
就在此时，亚瑟开始了他的幕后操作。他没有直接对任何一方施压，而是分别邀请了双方的领袖人物，来总督府进行私人茶会。
在与州权派的代表会面时，他首先肯定了他们对自己家园的热爱和保护。然后，他话锋一转，开始向他们展示布里奇斯上校准备的军事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法国和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以及日本海军的迅速崛起。
“先生们，”亚瑟指着地图上那些潜在的威胁，“当战争来临时，我们面对的，将是统一指挥、统一装备的现代化军队。如果我们自己的军队，还分散在六个州的民兵体系里，装备各异，互不统属，那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在国防问题上，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一个统一的大脑。”
在与强联邦派的代表会面时，他则提醒他们，要理解小殖民地的担忧。
“迪金先生，我知道您希望建立一个高效的中央政府。”亚瑟对他说，“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现在逼得太紧，很可能会把昆士兰和西澳，直接推到联邦的对立面。一个分裂的澳大利亚，比一个权力暂时不够集中的澳大利亚，要糟糕得多。我们可以在宪法中，加入一些过渡性的条款，在保证联邦核心权力的前提下，给予各州一定的自主权。”
通过这样反复的、耐心的沟通和斡旋，亚瑟逐渐弭平了双方的分歧。他让州权派明白了统一的必要性，也让联邦派学会了妥协的艺术。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共识：在国防、外交、海关、货币等核心领域，联邦拥有最高权力；而在教育、卫生、地方交通等领域，权力则保留给各州。
这个权力划分的框架，比历史上真实的澳大利亚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尤其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这是亚瑟施加影响力的结果，也为他未来的强国计划，奠定了最重要的法理基础。
当这项条款在会议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时，旁听席上的《澳洲先驱报》主编乔治·埃文斯，激动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
“今天，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诞生了。它的诞生，不是在战火中，而是在理性的辩论和明智的妥协之中。而这一切的背后，站着一位年轻的王子。他没有用权力去压制，而是用智慧去引导。他正在教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