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出的方向，高度集中，第一类是像天津、松江府、广州这样的通商大埠和新兴工业城市，那里工厂多，码头大，需要大量劳力。”
“第二类，是像太原、徐州这样的资源型城市或交通枢纽，开矿、修路、建厂，也需要人。”
“第三类......是各重要的州府所在地，那里各种‘新城’、‘新区’的建设工地，如同雨后春笋。”
“进了城的这些人，怎么活？”
魏昶君闭着眼，靠在椅背上，低声问。
“分几种。”
赵铁鹰翻动报告，即便是他看着报告内容也忍不住皱眉。
“运气最好、也最少的一部分，能被那些正规章号、大工厂招募为正式工人或学徒，虽然工时长、工价低、环境差，但至少有个固定的地方，管住或有伙食补贴，每月能见到现钱，这部分人，不到两成。”
“稍多一些的，进了各种中小型作坊、商铺做帮工、学徒，或者是在码头、货栈做扛大包、拉板车的苦力，活更累，更没保障，工钱常常被克扣、拖欠，出了事没人管，这部分，约占三成。”
“最多的一部分。”
赵铁鹰的语气更沉。
“是在各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工地’上干活。修马路的、挖沟渠的、盖房子的、清理废墟的......包工头从官府或大商号手里揽下活，再以极低的价格雇佣这些人。”
“没有契约，干一天算一天，工钱日结，但极不稳定，今天有活，明天可能就没了，住处更是五花八门，城墙根下的窝棚、废弃的庙宇、未完工的建筑毛坯、甚至就是露天的墙角，这部分人，占到了进城劳力的一半以上！”
他拿起几张附在报告后的、用铅笔匆匆勾勒的草图。
“您看，这是济南城外‘新区’的建筑工地，几百号人，挤在用破木板和油毡搭成的窝棚里，几十人一个通铺。”
“吃的是掺杂了麸皮和野菜的稀粥，就着咸菜疙瘩。”
“干活从天亮到天黑，中间只有半个时辰吃饭休息，工头拎着棍子巡视，动作稍慢就骂，甚至打，工伤自己忍着，严重了就被赶走，一文钱不给，这是武昌江边新码头的工地，条件差不多，只是更潮湿，蚊虫多得吓人......”
魏昶君缓缓睁开眼，目光落在那些粗糙但生动的草图上。
他没有说话，只是手指在扶手上，无意识地敲击着。
赵铁鹰放下草图，拿起另一份数据汇总表。
“这些进城务工的人，工钱被压得极低，以直隶为例，一个壮劳力在建筑工地干满一天，超过八个时辰，工钱大约是十五到二十个大子，在码头扛包，可能能到二十五六个大子，而在工厂里，学徒可能只有十来个，正式工人能到三十左右。”
“但城里的粮价、菜价、房租，却在飞涨，一个大子，现在连一个最糙的杂合面窝头都买不到，他们挣的那点钱，除了自己勉强糊口，几乎剩不下什么寄回老家，而老家那边......”
他翻到报告的后面部分。
“由于大量青壮年流失，许多村庄只剩下老弱妇孺，土地更加无力耕种，或者干脆抛荒，原本一些依托本地资源、手工的小规模产业，如土布、土纸、编织、小五金等，也因为劳动力流失、成本上升、被机器产品冲击，迅速凋零。”
“偏远村镇的集市，越发冷清，用我们一个在陕北小组员的话说，村里没了人气，镇上没了活气，只有县城和省城，像发了烧一样，虚胖地热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