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的春日，在表面的繁花似锦下，暗流涌动的气息愈发明显。省委“回头看”调研组即将到来的消息，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在清江市各级干部心中激起不同程度的涟漪。有人摩拳擦掌，准备展示成绩；有人心中忐忑，生怕被翻旧账；也有人冷眼旁观，等着看刘国栋如何应对这场“大考”。
刘国栋的应对，是“以不变应万变”，但这份“不变”中，蕴含着巨大的工作量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三次专题筹备会，主题分别是“工作成效梳理”、“问题查摆整改”和“服务保障细节”。要求很简单：实事求是，不夸大成绩，不掩盖问题，不回避矛盾。所有提供给调研组的材料，必须经得起“三问”——问数据来源，问事实依据，问逻辑链条。
关于智慧工地，他指示市住建局、数据局，联合编制了一份厚达两百多页的《清江市智慧工地建设与运行评估报告》，从技术选型依据、设备招标过程、安全测试认证、实际运行数据（特别是暴雨预警案例的完整复盘）、成本效益分析、存在问题与改进计划，到未来发展规划，事无巨细，全部晒在阳光下。同时，附上了多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设备安全性、可靠性认证报告，以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规范的符合性说明。报告最后，还专门辟出一章，坦诚探讨了当前技术路线的局限性与挑战，并列举了国内外其他技术路径的对比分析，姿态开放而自信。
关于“容错纠错”机制，市纪委监委、组织部联合梳理了机制运行以来的全部案例，每一个案例都附有详细的申报材料、调查核实记录、集体讨论纪要、认定结论、后续整改或免责文书。哪些适用“容错”，哪些被否决，原因何在，清清楚楚。他们还主动整理了三个“不予容错”的典型案例，详细剖析其与“容错”情形的本质区别，形成了一份《关于精准把握“容错纠错”政策界限的实践与思考》的专题报告，准备一并呈报。
“我们不能只给上面看‘红花’，也要让上面看到‘绿叶’，甚至看到‘枝杈’。”刘国栋在最后一次筹备会上说，“改革是探索，探索就有不完美。遮遮掩掩，反而显得心虚。大大方方亮出来，成绩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改进的决心更是我们的！这，就是我们清江的态度！”
然而，树欲静，风却未必止。就在调研组进驻前一周，一封匿名举报信，通过非正常渠道，直接寄到了省委某位主要领导手中。信中列举了清江市“智慧工地”项目招标过程中的“八大疑点”，指控其存在“量身定做”、“规避公开招标”、“内定供应商”等问题，并影射主管副市长、市住建局局长等人“与特定企业关系密切”，“可能涉嫌利益输送”。信件措辞老辣，看似“客观反映情况”，实则句句诛心，并且附上了一些经过剪辑、断章取义的文件截图和模糊的“内部消息”，颇具迷惑性。
这封信，如同一块投入沸油的冰块，瞬间在省委相关层面引发了关注。尽管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对清江的改革探索总体持支持态度，对刘国栋的为人也基本信任，但举报信涉及具体的工程招标和干部廉洁问题，性质敏感，必须予以重视。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请调研组将此作为了解核实的重要内容之一，务必查清事实，给组织和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批示很快以非正式但严肃的方式，传达给了调研组组长，同时也通过某种渠道，吹到了刘国栋耳边。
压力，如同无形的山峦，骤然压来。这不是简单的质疑或争论，而是直指核心的廉洁指控。一旦坐实，不仅“智慧工地”项目可能被全盘否定，刘国栋本人乃至整个清江市委市政府的声誉都将遭受重创，之前所有的改革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
市委常委会的气氛空前凝重。有人愤慨，认为这是别有用心者的诬告；有人担忧，建议暂停智慧工地项目，以免授人以柄；更有人沉默，观察着刘国栋的反应。
刘国栋面色沉静，看不出太多波澜。他等大家都发表了意见，才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举报信来了，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因为它无中生有，混淆视听，干扰我们干事创业。说它是好事，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用最严格的标准、最透明的方式，来检验我们工作，特别是检验我们干部队伍廉洁自律的机会。”
他目光扫过会场：“智慧工地的招标，全过程有没有问题？在座的，有谁插手了？打了招呼？定了调子？”会议室鸦雀无声。
“既然没有，那我们怕什么？”刘国栋提高了声调，“我提议，立即将智慧工地项目从启动至今的所有招标文件、评标记录、合同文本、会议纪要、资金拨付凭证，全部整理出来，主动提交给调研组审查，也欢迎任何有疑问的人来查！我们还可以请上级审计部门，或者第三方权威审计机构，对项目进行专项审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要用事实，把这盆泼向清江、泼向改革事业的脏水，彻底洗干净！”
“但是，国栋书记，”一位副书记谨慎地提醒，“这样做，动静会不会太大？影响不好吧？毕竟调研组主要是来看‘容错纠错’落实情况的，我们主动扩大审查范围，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心里有鬼，或者……”
“或者什么？”刘国栋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或者显得我们坦荡！心里没鬼，就不怕鬼敲门！我们搞改革，行得正、坐得直，经得起任何检验！如果因为几封匿名信，我们就缩手缩脚，甚至停下改革的脚步，那才是真的心里有鬼，才是对改革事业最大的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