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三十年，四月初一，巳时正，京师，正阳门外。
春日和煦，杨柳抽新。正阳门这座京师九门之首，今日披红挂彩，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仪仗鲜明。鸿胪寺的官员、礼部的吏员，以及大批身着锦衣、手持金瓜斧钺的宫廷侍卫，早已在城门外列队等候。道路两旁，被顺天府衙役驱赶至警戒线后围观的百姓，伸长了脖子，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脸上混杂着好奇、兴奋与一丝对外邦“贡使”的莫名优越感。
今日，是澳门葡萄牙商会会长费尔南多男爵率领的、包含法兰西“学者”路易·拉瓦锡及两名荷兰东印度公司前职员在内的“朝贡使团”，正式抵达京师、觐见天朝皇帝的日子。这支规模不大、但成分复杂的使团，自二月递交请求，历经近两月的审核、协调、沿途接待，终于在这一天，踏上了帝国的心脏之地。
使团的队伍缓缓而来，与大明传统的车马仪仗迥异。打头的是数名身着华丽近卫军制服、扛着装饰繁复的火绳枪的葡萄牙卫兵。其后是几辆装饰着家族纹章、带有明显欧式风格的封闭马车。再后面，是装载着“贡品”的骡车，用油布覆盖，引人遐想。队伍的末尾，跟着几辆较为简朴的马车，里面坐着路易·拉瓦锡等人及他们的仆人、仪器箱笼。
费尔南多男爵年约五旬，穿着最正式的、缀满金银丝绦的深蓝色天鹅绒礼服，头戴插有羽毛的宽檐帽，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十字架和数枚勋章。他下了马车，在通译的陪同下，走向鸿胪寺迎接官员，按照事先演练的礼节，躬身行礼，递上用拉丁文和中文书写的国书与贡品清单，姿态恭谨，但深陷的眼窝中，蓝色的眸子却不易察觉地、飞快地扫视着巍峨的城门、森严的仪仗，以及更远处那仿佛无边无际的京城轮廓。
路易·拉瓦锡则是一身深色学者长袍，戴着夹鼻眼镜，手中拿着一个皮质封面的笔记本和铅笔。他看起来对礼仪不甚在意，更多是睁大了那双浅灰色的眼睛，贪婪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切——建筑的形制、士兵的装备、百姓的服饰、甚至空气中飘来的气味。他低声用法语对身旁同样好奇的荷兰前职员范·德伦说道：“看那城门的高度和厚度！还有那些士兵手中的火枪，似乎与我们在濠镜见到的明军制式略有不同……枪机部分似乎更简洁？”
范·德伦曾长期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和东南亚活动，略通中文，他眯着眼睛看着城楼上的旗帜和隐约可见的守军：“是不太一样。而且他们的军容，比我们在南洋遇到的那些地方卫所要整齐得多。费尔南多说这个帝国最近变化很大，看来不假。”
使团在鸿胪寺官员的引导下，穿过正阳门，沿着御道，前往礼部安排的会同馆下榻。沿途，京师的繁华与庞大，让这些来自遥远西方的“不速之客”暗自心惊。鳞次栉比的店铺，摩肩接踵的人流，整齐的坊市布局，以及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高大的砖石建筑（有些是近年新建或修缮的），都远超他们的想象。尤其是当他们路过西苑附近，远远瞥见格物院那与众不同的、带有巨大烟囱和水轮的建筑轮廓时，路易·拉瓦锡几乎要停下脚步，被同行的礼部吏员礼貌而坚决地催促前行。
“那里是何处？那些高耸的柱子（烟囱）和水轮，是做什么用的？” 拉瓦锡忍不住用生硬的汉语询问引导的吏员。
吏员瞥了他一眼，不卑不亢地回答：“此乃朝廷格物院，专司百工技艺，非外使可擅问之处。” 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疏离。
拉瓦锡碰了个软钉子，不再多问，但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了“格物院”、“高大烟囱”、“大型水轮机械”等字样，并画了简单的草图。
接下来的两日，使团依照惯例，在鸿胪寺和礼部的安排下，进行了一系列觐见前的礼仪学习、排练，并正式递交了贡品。贡品清单颇为丰富，体现了葡萄牙人（及背后可能隐藏的法、荷势力）的“诚意”与炫技：包括数架制作精良的自鸣钟、几具镶嵌宝石的星盘和望远镜、数幅绘有最新欧陆及美洲、非洲海岸线的羊皮地图、一些产自新大陆的奇异动植物标本、以及数十匹精美的天鹅绒、玻璃器皿等。这些物件，在以往的朝贡中已属珍贵，但此次明显增加了更多带有“学术”和“技术”色彩的物品。
然而，无论是费尔南多男爵在呈递贡品时，对“听闻天朝近来有‘铁车’、‘飞舟’之神技，不知可否一睹为快”的“无意”感叹，还是路易·拉瓦锡在参观礼部安排的非核心官署时，对建筑结构、水利设施、乃至官员办公用具（如新式的活字印刷模本、改良算盘）的过分关注和追问，都清晰地透露出，这支使团的目的，绝非简单的“朝贺”与“贸易”。
他们的目光，如同无形的触手，试图探入这个古老帝国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那些正在涌动的新生力量的核心。尤其是对“铁车”（麒麟号蒸汽机车）和“飞舟”（神火飞舟）的打听，几乎毫不掩饰。
这些情况，都被肃纪卫安插在会同馆及礼部接待人员中的耳目，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下来，迅速汇总，呈报给了顾清风（抄送）和直接呈递御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