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此事告知了父亲林大山、苏文谦和秦墨。书房内气氛一时有些凝重。
林大山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沉声道：“这姓孙的，不安好心。他想拿咱们当敲门砖，去讨好那个什么何大人，顺便从中捞好处，甚至可能想借着咱们搭上沈先生那条线。这种人，沾上了就是一身腥。”
苏文谦点头：“舅父所言极是。攀附权贵，犹如饮鸩止渴。今日他能引荐盐运副使，明日便能引荐其他官员，胃口只会越来越大。且官场倾轧，瞬息万变，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并非危言耸听。我林家立足之本，在于货真价实，在于诚信经营，而非攀龙附凤。”
秦墨沉吟道：“然则，完全隔绝于官府之外，亦非长久之计。‘杜康坊’杜家，‘刘记’刘家，之所以能多年屹立不倒，与其在官场的人脉密不可分。即便不刻意攀附，必要的礼节性拜会、维系，恐也不可避免。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分寸，既不卑躬屈膝，授人以柄，又能建立一种……相对平和、互有所需的联系。”
林睿思也在旁静听，此时开口道：“孙掌柜所言，虽包藏祸心，但也点出了一点：林家需要更广泛、也更稳固的‘关系’。这关系，未必一定是攀附权贵。或许……可以从更务实、更互利的角度入手？比如，与官府合作一些公益之事？或是以‘金玉露’为引，结交一些真正清正、且对我家产业感兴趣的文官？我参与编纂《云州志略》，接触的几位师长、学正，似乎对实务、对民生颇有关切。”
林睿思的话，让众人眼前一亮。是啊，为何一定要走孙掌柜暗示的那条“进贡—求庇”的险路？林家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优势——优质的产品（酒、陶）、逐渐积累的善名、以及林睿思在文士圈中建立的好感——去开拓另一条更为稳妥、也更符合林家价值观的路径。
林精诚思忖片刻，道：“四弟所言有理。孙掌柜这条路，咱们不能走。但必要的打点、拜会，确实不能少。我的想法是，先梳理一下，哪些官员是必须礼节性拜会的，比如知府、同知、通判、市令司主管等，不求深交，只求混个脸熟，不失礼数。其次，如四弟所说，通过《云州志略》编纂之事，与学政、书院山长、陆老夫子等清流文官加深联系，这些人或许无权无势，但声望高，影响力不容小觑。再者，咱们可以主动做些善事，比如捐资助学、施药济贫，不求回报，只求积攒名声，让人抓不到把柄。至于‘金玉露’，物以稀为贵，更是不能轻易用作敲门砖，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家手中，非沈先生认可之人，绝不外流。”
这番谋划，兼顾了务实与原则，既避免了直接卷入官场贿赂的浑水，又为林家织就了一张涵盖官、学、民，相对正面且安全的关系网。
林大山最终拍板：“就按精诚说的办！该走的礼数要走，但骨头要硬，腰杆要直！咱们林家，不靠巴结谁起家，以后也不能靠这个立足！名声、信誉、还有实实在在的货，才是咱们的根！”
计议已定，林家便开始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林精诚备下不轻不重、合乎规矩的节礼，亲自或委托苏文谦，逐一拜会州府几位主要官员的门房或低级属吏，递上名帖和礼单，言辞恭谨，却绝不提过分要求，只道“新迁至此，特来拜会，聊表敬意”。此举虽未必能立刻见到正主，但至少传达了林家“懂事”、“守规矩”的信号，不至于让人挑理。
同时，林家通过秦墨和苏文谦的关系，向云山书院捐赠了一笔银子，用于修缮藏书楼、购置书籍；又通过林周氏和吴氏，向城西几家善堂捐赠了米粮和过冬衣物。这些善举，虽花费不菲，但做得低调务实，很快便在州府中下层百姓和部分清流文士中传开，为林家赢得了“乐善好施”、“仁义商家”的美誉。
至于“金玉露”，则被林家捂得更紧。除了沈砚和极少数经过沈砚首肯的、真正懂酒爱酒的文士雅客，概不示人，更遑论售卖。这种“稀缺性”和“神秘感”，反而进一步抬高了其身价和格调，引得更多人趋之若鹜，却求之不得。
孙掌柜那边，见林家并未如他所愿，去攀附何副使，反倒走起了“清流”和“善名”的路子，心中虽有不忿，却也无可奈何。林家行事谨慎，送礼拜会皆在明面，挑不出错处；行善积德更是光明正大，无可指摘。他那一套“掮客”手段，竟一时无处使力。
拜会地方显贵的难题，如同横亘在林家面前的一道无形门槛。林家没有选择弯腰钻过，而是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智慧，试图搭建一座更为稳固、也更为体面的桥梁。这座桥梁能否成功架起，又将把林家引向何方？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至少，林家迈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卑不亢的第一步。
（第一百九十二章 拜会地方显贵的难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