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涟在地方清算之剑，亦可南指！”
他顿了顿，语气转沉：“何况，朕并非不教而诛。
诏书下达后，着《京报》详加阐释，派宣教官深入城乡宣讲，务必使百姓知此为均平赋役、利国利民之举。
对士绅本身，亦要讲明：此举非为剥夺，实为廓清源流，使国家有财力兴教育、修水利、强国防，彼等子弟亦将受益。
更何况，‘摊丁入亩’后，其所负担之丁银已摊入田亩，实际增加之负担，未必如想象之巨。
然若有冥顽不灵，阳奉阴违，甚或串联抗法者……”
陈远眼中寒光一闪，“杨涟之剑，朕之王师，正为此辈而设！”
皇帝决心已定，且逻辑严密，软硬兼施，更挟“清算”之余威，阁臣中纵有心中不满者，亦不敢再公然强谏。
李邦华、徐光启等支持改革者，则深以为然，认为此乃铲除社会不公、巩固国家财政的根本之策。
启明三年七月初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诏》 正式颁布天下。
诏书以情理法并重，阐述了废除优免的必要性、过渡办法，并严厉申明对抗的后果。
正如所料，诏书在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士绅势力庞大的地区，引发了轩然大波。
许多士绅如丧考妣，痛骂朝廷“与民争利、刻薄寡恩”。
私下串联、抱怨、甚至暗中抵制者不在少数。
一些地方官府也感到压力巨大，执行迟缓。
然而，与之前不同，此次朝廷准备充分。
《京报》连篇累牍，用通俗易懂的算例，向百姓展示废除优免后，普通民户赋役可能减轻的程度，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宣教官深入乡里，宣讲新政。
更关键的是，杨涟的钦差行辕并未撤回，反而加强了在江南的巡察力量，明确表示将对抵制新政的士绅“一并查处”。
在软硬兼施、舆论引导与铁腕威慑之下，大部分士绅尽管满腹怨言，但慑于冯全礼前车之鉴及杨涟的赫赫威名，不得不开始重新登记田产，准备纳粮。
只有极少数最顽固、或自身劣迹斑斑、深怕被杨涟顺势清算的土豪劣绅，开始暗中酝酿更激烈的反抗。
士绅一体纳粮，特权壁垒初摧。
这道诏书，如同一把巨锤，狠狠砸在了延续千年的社会等级与经济特权的基石上。
其引发的震动与反弹，才刚刚开始。
陈远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但他更知道，此关不过，则“启明新政”终是镜花水月，大陈国运亦难长久。
帝国的车轮，在碾压过军事对手与地方豪强之后，正隆隆驶向那由诗书礼义与白银田契共同构筑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