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市税（门摊税）、交易税、牙税、房产税等工商税收也水涨船高。
虽然这些税收归地方（与海关税中央直接不同），但也充实了地方财政，间接减轻了中央的转移支付压力。
海量的白银流入，迅速改变了帝国的财政面貌和经济运行：
国库充盈：太仓银库前所未有地充实，不仅足以支付庞大的军费（西北、东北、南洋驻军，水师建设）、官俸，还能大力投入水利（黄河、淮河、运河治理）、官道驿路、边疆建设（黑龙江、西域屯田）、官学及格致院的经费。
以往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大为改观，朝廷推行各项新政（如兴修水利、普及官学、推广新农具）的底气和能力大大增强。
币制稳定：朝廷利用流入的白银，加大了“启明通宝”银元的铸造和投放，进一步巩固了“废两改元”的货币改革成果。稳定的银本位和充足的货币供应，促进了国内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长期困扰经济的“银贵钱贱”或“钱荒”问题得到缓解。
沿海勃兴：巨额贸易利润催生了广州十三行、厦门潘氏、云台山沈氏等一批富可敌国的行商巨贾。
他们不仅自身奢靡消费，带动了奢侈品行业和城市建设，也积极投资土地（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手工业作坊、海外贸易，甚至开始涉足矿业、金融。
沿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带有西式风格的建筑（“十三行夷馆”、商行、教堂）开始出现，市井文化空前繁荣。
就业增加：外贸及相关产业吸纳了数百万计的就业人口，从茶农、蚕农、瓷工、织工，到码头苦力、船工、商贩、账房、通译等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人口压力，社会稳定性增强。
技术进步刺激：海外市场的需求（如欧洲对特定花色瓷器的喜好、对更精细生丝的要求）和竞争（如荷兰、英国棉纺织品的输入），刺激了国内瓷器、丝绸、棉布等行业的技术革新和专业化分工。
一些敏锐的商人开始投资改进生产工具，如丝绸业中尝试引入更先进的提花机，制瓷业中研究釉料配比和烧制工艺，制茶业中探索新的发酵和烘焙技术。
当然，白银滚滚来的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隐患与不均衡：
经济外向依赖：国民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海外市场，特别是欧洲对茶叶、丝绸的需求。
一旦国际市场波动或出现替代品，将对国内相关产业和财政收入造成巨大冲击。
区域发展失衡：财富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腹地（江南、珠江三角洲），内地和北方广大地区受益相对有限，甚至因手工业品受到进口货或沿海优质产品的竞争而受损，地区差距拉大。
白银流入与通胀：虽然目前白银主要用于购买中国商品，推动的是生产而非纯粹消费，但长期巨量白银输入，仍开始引发部分商品（尤其是与外贸相关的生产资料、城市地价、奢侈品）的价格缓慢上涨，埋下通胀隐患。
利益集团固化：行商、皇贸公司以及与外贸相关的官僚，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可能阻碍进一步的市场开放或制度改革，以维护其垄断特权。
尽管如此，在启明十年至十五年间，海关税收无疑是帝国财政最耀眼、最强劲的增长引擎，也是陈远能够相对从容地推进内部改革、巩固边疆、发展军备的坚实经济基础。
白银的光芒，照亮了“启明盛世”的国库，也吸引着更多野心与才智，投向生产、流通与创造领域。
就在这白银浪潮的涌动中，一些更深刻的变化，正在帝国经济肌体的深处，悄然孕育、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