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院组织法颁布的同时，针对几位核心功臣的“转岗”工作悄然展开。
整个过程讲究“自愿”、“渐进”、“荣宠”。
朔国公赵胜：率先上表，以“年高多病”为由，恳请辞去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京营戎政等实职。
皇帝“再三慰留不允”后，“不得已”准其所请，加封太师（已是三公之首，荣誉至极），授贵族议院首任议长，赐 西苑 王府 一座，命其“安心养疾，赞画机务”。
其子侄中有才者，经考核，调任他职，但不再直接掌兵。
镇北公秦玉凤：紧随其后，上表请辞宣大蓟辽甘肃总督。
皇帝“甚为不舍”，但“体恤其久镇边陲，劳苦功高”，准辞总督职，保留征北大将军 荣誉衔，加封镇国公主（女性最高荣誉爵位，非实封），授贵族议院副议长（位列赵胜之后），赐什刹海别业。
北疆军务，分拆为由数位资历较浅的侯、伯分管，互不统属，直接对兵部和皇帝负责。
靖海公赵勇：上表请辞水师提督、辽东等处军务。
皇帝“嘉其谦退”，准辞，保留靖海公 爵位，加太子太师，授 贵族议院副议长，兼 领 “ 皇明海洋贸易公司” 监理大臣，赐福州 、 广州宅邸各一。
水师拆分为北洋、南洋、远洋三支，分设提督。
定西侯孙传庭、经略侯洪承畴 等人，亦相继辞去兵部尚书、西南总督等要职，转入贵族议院担任议员，或改任大学士、太子太傅 等荣誉高、实权少的闲职。
至启明十七年初，主要的开国元勋基本完成了从实权岗位 到荣誉议院 的转移。
朝廷迅速选拔了一批资历较浅、更依赖皇权、且多出身科举或皇帝亲自提拔的少壮派官员、将领，填补了空出的关键职位。
军队系统进行了新一轮的调防和整编，进一步贯彻“兵将分离”原则。
贵族议院设，勋臣入彀中。
这座新建的、富丽堂皇的“元老院大厦”，成为安置功勋宿将的“金色鸟笼”。
他们在这里享受着至高无上的礼遇，谈论着国家大事，感觉自身价值得以延续，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然而，他们失去了直接调动一兵一卒、处理一方政务的权力。
军权、政权、财权，被牢牢收归中央，集中于皇帝及其新任命的、更易控制的官僚体系手中。
陈远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手腕，避免了汉初、明初的血腥清洗，以相对温和、体面的方式，解决了开国功臣尾大不掉的隐患，极大地巩固了皇权，也为太子未来的顺利接班扫清了最大障碍。
然而，将如此多的权贵集中于一院，赋予其咨议、监督之权，这个新生的“贵族议院”本身，会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清谈馆”和“养老院”吗？
它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又会产生怎样的、微妙而长远的影响？
一个新的政治平衡点正在形成，而其稳定性，尚待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