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强大。
以部分保守派文渊阁大学士、都察院御史、内廷宦官及军方传统势力为代表，他们痛斥这些言论是“以夷变夏”、“蔑视君上”、“妄图分君之权”，坚决维护“皇帝乾纲独断”的绝对性，认为《宪纲》只是总结成法，绝无“限君”之意，贵族议院只能是顾问机构。
陈远本人处于这场思潮激荡的中心。
他既乐见《宪纲》激发朝野对“法治”、“共治”的讨论，这符合他“奠万世基业”的初衷，也对“君主立宪”的激进主张深感警惕。
他深知，过早、过快地削弱皇权，在帝国官僚体系尚未完全现代化、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外部威胁仍存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政治失序、国家分裂。
但他也明白，完全无视这股新兴的政治诉求，可能将其推向对立面，或使其转入地下，酿成更大隐患。
他的策略是控制节奏，引导方向，有限试点。
首先，他通过亲近大臣和《京报》定调，强调《宪纲》精神在于“明上下之分，定权责之界，通君臣之情”，核心是“保皇权之尊，行仁政之实”，对“君主立宪”的激进言论不予公开评论，但默许官方舆论对其进行温和批驳，划清界限。
其次，他在实际政务中，有意识地扩大“廷议”和“议院咨议”的范围和权重。
例如，在讨论是否进一步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如何处置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贸易摩擦 等议题时，他明确要求将方案提交贵族议院“详议”，并将议院的多数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
这实际上赋予了议院在特定领域更大的影响力，可视为“立宪”的渐进实践。
第三，他开始思考如何改革 文渊阁，这个目前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
文渊阁大学士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但其与六部、地方、乃至议院的关系缺乏清晰界定。
陈远设想，或许可以参照“君主立宪”理念中“责任政府”的某些元素，对文渊阁进行改造，使其既能高效行政，又能一定程度上回应议院的关切，成为连接皇权、议院与官僚体系的枢纽。
一个模糊的“内阁负责制”的概念，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
君主立宪雏形，思潮激荡朝堂。
《大陈宪纲》的颁布，如同打开了一道思想与制度的闸门。
尽管皇帝试图控制水流的方向与速度，但“限君”、“分权”、“法治”、“议会政治”的种子已经播下，并在帝国精英阶层中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开始萌芽。
它不再是书斋里的空想或异域的奇谈，而成为可以公开讨论、并试图影响现实政治进程的一种“方案”。
接下来的问题，便不再是“要不要变”，而是“如何变”、“变多少”、“以何种形式、何种速度变”。
而改革的具体抓手，很可能就从重新定义与强化那个已然存在、但职权模糊的最高行政中枢——文渊阁开始。
一场关于“内阁负责制”的设计与博弈，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