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保留皇权最终控制：诏书反复强调，内阁的一切权力来源于皇帝，并对皇帝负责。
皇帝保有随时任免阁臣 的权力、否决内阁决议 的权力、就任何事项直接下旨的权力。
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和最终仲裁者。
诏书颁布后，陈远进行了首届内阁的组阁。
他任命德高望重、精通政务、且支持新政 的徐光启为首任首席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
任命李邦华（武英殿大学士）、新任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一位来自南方的开明督抚（东阁大学士）以及一位在议院中较有威望的致仕老臣（体仁阁大学士，荣誉性质）为阁臣。
这个班子兼顾了资历、能力、地域、与议院关系，平衡了各方势力。
新内阁的运作，很快展现出与传统文渊阁的不同：
效率提升：有了明确的职权和分工，日常政务处理速度加快，皇帝得以从繁冗琐事中部分解脱，更专注于战略决策。
责任明晰：“副署制”使得阁臣在决策时更加慎重，因为他们的名字将与政策后果绑定。一些以往推诿扯皮的现象有所减少。
与议院互动：徐光启等阁臣定期赴议院接受咨询，虽然过程不乏激烈辩论，但使得议院能更深入了解政府运作，其意见也能更直接地反馈到行政核心。
一些合理的批评和建议，内阁也会采纳并调整政策。
皇权并未削弱，但行使方式变化：陈远不再事必躬亲，而是更多通过听取内阁汇报、审批重要文件、召见阁臣面议等方式掌控大局。
他依然是最终拍板者，但决策更多地建立在阁臣提供的方案和议院反馈的信息基础上，显得更为“理性”和“制度化”。
当然，新体制也面临挑战：
“中旨”与“副署”的冲突：皇帝有时绕过内阁直接下旨，阁臣是否副署？不副署则可能违逆上意，副署则需承担责任。这需要皇帝与阁臣之间的默契与妥协。
议院“质询”的边界：一些保守派阁臣和官员，对赴议院“接受质询”感到屈尊，认为有损朝廷体面。
议员的质询有时也过于尖锐，甚至涉及官员个人，引发矛盾。
内阁与部院的权力摩擦：六部原本直接对皇帝负责，现在多了一层“内阁领导”，部分尚书感到权力被分割，心存不满。
内阁负责制，行政革新章。
文渊阁向内阁的转型，是陈远在“君主立宪”思潮压力下，主动进行的一次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尝试。
它试图在绝对皇权框架内，注入“责任制”、“协商政治”、“效率政府”等现代元素。虽然保留了皇帝的最高权力，但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设计，使皇权的行使更加规范，行政运作更加清晰高效，并为贵族议院参与政治提供了更直接的接口。
这可以视为“君主立宪”理念在行政领域的一次有限实践和制度探索。
它未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最高权力的来源与制约问题，但它为帝国政治体制的演进，开辟了一条新的、更具可操作性的路径。
然而，任何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最终都依赖于人才。
如何选拔、培养能够适应并推动这套新体制运行的官员，成为接下来的关键。
改革的目光，自然投向了那个延续了千年的、帝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渠道——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