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迅速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标杆和学术中心。
其次，是地方专业性大学的兴起。
在京师大学的示范和朝廷鼓励下，各地督抚、开明士绅、乃至富商巨贾，纷纷出资或奏请创办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学校：
上海（云台山）：利用其作为新兴贸易港口、工商业繁盛的优势，两江总督奏设“南洋公学”（后发展为南洋大学），侧重商科、船政（航海、造船）、外语（英、荷、葡语），为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和海关培养人才。
广州：两广总督与粤商合办“岭南学堂”（后为岭南大学），因其对外交往历史悠久，侧重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商法、海关税务，并设医学院，引进西洋医学较多。
武汉（武昌）：湖广总督设“两湖大学堂”，利用九省通衢、内陆中心的地位，侧重法政、师范、农学，为华中地区培养官吏和教师。
福州：闽浙总督与船政官员合办“船政学堂”（后并入福州大学堂），专攻造船工程、轮机工程、海军指挥，师资多聘自欧洲（荷、英）及留学归国人员，成为帝国海军人才的摇篮。
西安：陕甘总督设“西北大学堂”，侧重边政（研究蒙古、回部、藏事）、畜牧、矿冶，为经营西北边疆储备人才。
成都：四川总督设“四川大学堂”，侧重农学（四川盆地农业）、医药（本地药材丰富）、文史。
此外，在一些传统手工业中心或矿区，也出现了更专门的技术学校，如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学堂”，唐山的“矿务学堂”等。
第三，是私立书院向新式学院的转型。
一些资金雄厚、眼光开阔的地方士绅或商帮，也出资将原有书院改造，或新建私立学院。
如无锡 东林书院 后裔与江南商帮合办的“东林实学书院”，徽州盐商资助的“紫阳新学书院”等。
这些私立学院规模较小，但机制灵活，往往在商科、会计、艺术等方面颇有特色。
大学遍地开，风气为之新。
短短数年间，十余所具有一定规模的高等学府在帝国主要城市矗立起来，虽然其水平参差不齐，许多仍带有旧式书院的痕迹，师资教材匮乏，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兴的高等教育网络。
它们打破了科举是唯一正途的旧观念，为青年学子提供了除“学而优则仕”之外，钻研科学、技术、法律、商业等专门学问的上升通道。
大学成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阵地，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
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逐渐充实到格致院、工部、户部、兵部、海关、驻外机构 以及新兴的工矿企业 中，成为推动帝国近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然而，国内大学的创建，毕竟受限于自身学术积累和眼界。
要真正“熔铸中西，以求超胜”，还必须将目光投向那“新学”与“格致”的真正源头之一——遥远的西洋。
一股走出国门、负笈海外的“留学潮”，正在最富冒险与求知精神的青年学子心中，悄然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