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岸巡视”的硝烟与风浪渐渐平息，但它在帝国最高决策层和海军精英心中激起的波澜，却久久未能平复。
长达万里的航行，亲眼目睹浩瀚无垠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繁忙的国际航道，以及与西洋列强舰船在大洋上的不期而遇，都强烈冲击着传统的“重陆轻海”、“以海为壑”的固有观念。
一种更加系统、更加前瞻、更具进攻性的“海权思想”，开始从感性的体验和零散的议论，凝聚为理性的思考和战略的共识。
这种新海权思想的核心推动者与阐述者，首推皇太子陈弘绪 和水师提督沈葆靖。
巡海归国后，陈弘绪向皇帝陈远呈递了数万言的《巡海方略与海防刍议》奏折，沈葆靖也同时上呈了《海军建设与未来海战之管见》。
这两份文献，结合了巡海见闻、与西洋海军将领的交流心得、以及对世界海军发展史的研习，系统地阐述了新兴的海权观，其要点可概括为：
第一，明确“海权”为“国权”之延伸与保障，关乎国家兴衰。
奏折开篇明义：“古之 争 于 陆，今 之 争 于 海。
泰 西 列 强，如 西、葡、荷、英、法，其 国 势 之 盛，莫 不 与 其 海 权 之 张 相 伴。
拥 有 制 海 权，则 商 路 通，财 富 聚，藩 属 附，兵 威 及 于 万 里；失 海 权，则 门 户 洞 开，商 路 被 扼，藩 篱 尽 失，终 将 受 制 于 人。
我 朝 拥 有 万 里 海 疆，贸 易 遍 及 四 海，更 有 台 湾、吕 宋 等 海 外 领 地，海 权 之 重，更 甚 于 历 代。
海 权 即 国 权，海 权 强 则 国 强，海 权 弱 则 国 危！”
这直接将海洋战略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高度，彻底颠覆了将海军视为“水上城墙”的消极防御思想。
第二，提出“近海防御”与“远洋存在”相结合的海军战略。
基于帝国现实，奏折认为海军建设应分两步走：近期以“近海防御”为主，建立强大的沿岸防御舰队，配属水雷、岸防炮、快速鱼雷艇，确保本土海岸线、主要港口、近岸航线的绝对安全，使敌人无法轻易侵入。
但同时，必须拥有一支以铁甲舰为核心的“远洋机动舰队”（或曰“大洋舰队”），其任务并非被动防守，而是：保护 通往南洋、印度洋 乃至欧洲 的远洋商路；威慑 与控制 南海、东海 等关键海域；在必要时前出至 马六甲海峡、琉球 乃至夏威夷 等要地，展示力量，维护海外利益；与潜在对手（如荷兰、英国）的主力舰队在远海进行决战，争夺区域制海权。这就为海军发展指明了由“黄水”走向“蓝水”的清晰路径。
第三，强调“以商养战，以战护商”，海军与海外贸易、殖民地紧密结合。
新海权思想深刻认识到海军与经济的共生关系。“海军 之 费 巨，非 仅 赖 国 帑。
当 以 海 军 护 航，保 我 商 船 安 全；以 商 税（海 关、贸 易 公 司 利 润） 养 我 海 军。海 外 殖 民 地（如 吕 宋）， 不 仅 为 财 富 之 源，亦 为 海 军 之 天 然 基 地、补 给 站、前 哨。
海 军 强，则 殖 民 地 安；殖 民 地 固，则海 军 之 触 角 可 伸 及 更 远。”
这就将海军建设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海外扩张政策有机统一起来。